那天跑黄姚，早上五时三十分起来摄晨曦，拼搏两个多小时，赶路，回到家中是晚上七时三十分了。六十九岁，天大热，朋友等晚饭，吞喝半瓶红酒松弛一下，天旋地转，太太却催促再起饭程。就在那时在传真机见到林行止转来的文稿，是一位北京朋友邀请他为我七十生日动笔的。

五千多字，写得用心，说往事，从一九七八年大家开始交往说起。急读一遍，饭后再细读，感慨万千，想立刻给行止兄回信，但实在太累了。过了两天，拿出稿纸给林兄回信，要说的实在多，索性改为写这篇文稿。我想，公开感谢是应该的：生日文章用不公开感谢，但该文提到的《论衡》三部是另一回事了。

行止兄对我的文章，无论中或英，都知得清楚。他认为我最重要的一组作品是一九八四至一九八六这三年在《信报》以《张五常论衡》（他为我起的专栏名目）发表的文章，跟由信报分三部结集出版：《卖桔者言》、《中国的前途》、《再论中国》——其中包括一九七九年发表的《千规律，万规律，经济规律仅一条》与一九八二年发表的《中国会走向资本主义的道路吗？》的中译。

绝对不是因为这组文章由信报发表及结集出版，林社长就这样说——当时我自己不认为怎样，只是写得辛苦，但今天回顾，同意社长把《论衡》三部放在我所有作品的前头。想当年，以中文动笔，行内的朋友无不非议，说我放弃了学术，浪费了天赋。我没有使命感，不相信可以改进社会，但八十年代初期中国有迹象开放，我看好，认为可能是五千年一见的机会，而自己对制度经济学的所知信心十足（后来巴赛尔在他的回忆文字中说一九六九年我已是行内的第一把手了），时来风送滕王阁，不由我动笔作解释不会有第二个人。

这项工程得到三方面的协助。其一是美国的师友同意，我要怎样用他们的名字都可以。我当时认为解释是一回事，说服是另一回事，而后者切忌孤军深入。以锋利清晰的文字针对中国当时的政制，众人皆欲杀不难理解。把师友拉近身旁，意思是杀我要杀一村人，都是世界级的学者。其二就是林行止了。可以说，没有林社长的鼓励与协助，《论衡》三部不可能写出来。信报是当时香港唯一的百无禁忌的「地盘」，而再深入的文字照登无误，加上学用中文下笔，行止兄竟然亲自编辑、修改。

其三，《论衡》三部是非常艰巨的工程。中国的问题复杂无比，每星期要交出数千字，天才也困难。记得《中国的前途》那系列发表后，筋疲力尽，不打算再写了，但查济民先生给了一点研究金，而深圳又选出两位助手，答应我要什么资料都可以，决不隐瞒。后来他们真的言而有信。得到这些协助我贾其余勇，写成了《再论中国》。好些北京朋友认为后者是对中国改革贡献最大的书。

对中国的经济改革真的有影响吗？很难说。一方面，我想不出北京的某项政策是依照我的某篇文章—也懒得管。另一方面，这几年能一口气读完《论衡》三部的国内朋友，没有一个不认为这三本书是中国经改的蓝图。

二十年过去了。当年读《论衡》的国内青年今天四十多岁，一些成为高干，一些发了达，这是我今天在国内到处有免费晚餐的原因，吃之不尽。《论衡》三部由信报再版了不知多少次，几年前转由花千树增订再版。今天读者千辛万苦地找我签名的，多是信报旧版，有些是从二手市场高价炒回来的。

中国的经济毕竟搞起来了，是人类五千年的奇迹。功臣当然是北京的领导者。行止兄的文章在北京早就有口皆碑，我们两个傻佬在后面排队，热闹一下，不亦快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