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末清初的王铎，是北宋米芾之后最伟大的书法家。书法大师历来高傲，这个被日本仔誉为「神笔铎」的曾经说：大哉斯道！他是说书法——自己的书法。

几天前午夜梦醒，回顾自己搞了四十多年的经济学，有所感叹：大哉斯道！想到王铎，因为自己虽然玩意多，但经济学之外皆次要。今天，除了关心中国经济与整理旧作，基本上我不再问津这门学问了。科学与艺术不同，前者上了年纪会走下坡，我要知所适从。一口气走了四十多年，自六十年代后期起不读他家之作，走自己的路，走到了一个层面，可以问：上苍有知，自己的经济思想对外人的影响有多少？传世的机会又如何？这类问题有胆提出是仿效米南宫或王觉斯评论自己的书法。既有前车可鉴，自傲一下又何妨？

西方的朋友对我的经济学重视是有的，可惜不是多数。英语文章发表得比较少，永远不跟踪外人对自己思想的响应。这些年西方注意我的陈年旧作的是上升了，而我花了年多时间整理的英语文章结集，洋洋大观。

这结集整理得实在好。自己的经济思维前后一贯，好像刻意地从头写到尾。每篇文章注明发表日期，从一九六八年十月到一九九八年十月，整整三十年，题材迥异，变化多，但思想一样。这样，后人是不容易漠视这本结集的。朋友说，行内不少热闹话题，起于这集子里的旧文。结集篇篇说明发表日期，可以查考，没有争论先后的需要。我是个「独裁」者，为了避免西方编辑的左右，决定先在香港花千树出版，西方的反应如何要多等时日了。

自己衡量，英语文章只占自己思想三分之一的比重，其它三分之二是用中文下笔的。英文结集的重量大约三卷本的《经济解释》。此外千篇中语散文，其中多篇关于中国的经济改革，也有三分之一的比重。西方的朋友没有一个懂中文，中国的同学中、英皆通的存在，所以我认为自己思想的影响力，主要的扩散地是神州。

要争取思想的影响力，不容易想象有比我更好的际遇。十九世纪马克思因为工业革命与资本家的涌现而写成《资本论》；二十世纪三十年代凯恩斯因为举世经济大萧条以《通论》一举成名；七十年代佛利民因为大政府搞得太不成话，推出威不可挡的《自由选择》。然而，这些大师的百年一见的际遇，不一定比得过我。中国的经济改革无疑是人类大事，我误打误撞地于一九七九年开始思考，发表了《千规律，万规律，经济规律仅一条》，跟着一九八一年写好《中国会走向资本主义的道路吗？》，其推断准确得如有神助，再跟是在《信报》发表的几个系列的《论衡》文章，分析及建议中国经改的路向，天时地利人和应有尽有，加上我懂中文，对制度运作理论的掌握自成一家，懂得通透，皆际遇也。

上述是政策的影响，将来的历史怎样说我懒得管。我对这方面的影响没有兴趣。为中国的经改日思夜想，只希望自己的所知可以给中国的青年增加一点机会，愈少提及我的名字愈开心。我不傻，知道一个刻意地要以思想影响政策的人，会活得很辛苦。

学术思想的影响是另一回事，过瘾过瘾，开心开心。我说佃农分成是为了规避风险（其实自己不满意），你跟着说；我说界外效应无所不在，你跟着说；我说公司无从界定，你又跟着说……虽然你有意或无意地没有提到我，或不便公开拜我为师，但先后的名分已定，水洗不清。是的，学术上，算你独自想出，从来不知我的存在，但我说过了，名义上思想的产权是我的，不值钱，但将来的思想史自有公论。这可能解释了为什么那么多人喜欢在学术上胡说八道，希望占了先机。这方面我得天独厚，先机频频，逻辑从来不错。是的，重读自己的英语陈年旧作，没有一篇我希望没有发表过。

大哉斯道！这里要说的，是如果自己的经济学术思想可以传世，主要的动力不是来自西方，而是中国。也是难得的际遇。上文提及，以比重算，我的学术思想三分之二用中文下笔，而不少中国同学也懂得读英文。十三亿人口，学子选修经济的无数，有一天这些同学中能跑出的，不会忘记我。三个现象使我心安理得。

其一是到了从心之年，朋友搞恭贺文字，颂赞当然，应该不论，但执笔的一般读过我的所有中语文章。后者是不寻常的现象了。赞归赞，读归读，我从来不怕你不同意，更不怕你批评，只怕你不读。你读，就不能不受到我的影响。可以说，同学或朋友送给我的大礼，令我老怀大慰的，是他们真的读，读很多很多的。有误解的地方，也有不明白之处。我的论点不浅，有时湛深，或自己写得辞不达意，这些无可避免，但分析逻辑没有错，只要有兴趣的继续读下去，读之再三，总会清楚明白。

其二是三年前写好的三卷本的《经济解释》，从多个网站打印下来阅读的学子无数。不容易在国内遇到一个经济研究生没有读过这三卷本，而特别为之设班授课的愈来愈多。这里的关键可不是同学们读的多，而是《经济解释》的理论与架构，跟今天所谓「主流」的理论与架构很不一样。双方皆从马歇尔的新古典传统演变出来，只是「主流」的是经过多人争议、研讨的结果，而我则独行独断，他家怎样说不闻不问，集中于解释现象下笔，淘汰了所有我认为解释力欠佳的理论，把认为是重要的一方面简化，另一方面深入地阐释。

可怜中国学子，他们要在「主流」与「五常」之间作出选择。二者出入太多，不容易共存。今天看，「主流」当然领先，但我那边上升得快，更重要是真理站在我那边，说不定假以时日，「主流」叫起救命来，不是很过瘾吗？这是高斯期望了很久的事了。他也是从马歇尔起家，也是独行独断，与我不谋而合，可谓英雄所见略同矣。

其三也重要。这是读我的《经济解释》与中语文章的，不限于学子——商人、干部也无数。他们说，虽然不易读得懂，但知道可以用！一位学者朋友说，在国内申请研究金，拿出我那套处理经济问题的方法，十拿九稳矣。可以解释等于可以推测，而多年来我十推九中，作了示范。

理论是浅的，阐释是深的，调查是复杂的，简化世界有步骤——这样的经济处理很有点像书法，或多或少任何人都可以学。岂非大道也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