芥川奖是1935年日本《文艺春秋》社为纪念已故作家芥川龙之介而设置的纯文学奖，目的在于奖掖文坛新人。芥川奖每年2月和8月评选两次。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曾一度中断，战后于1949年恢复。每隔半年，评选委员会从各报刊上发表的无名作家和新作家的作品(包括小说、戏剧)中评选出一至两篇，先在《文艺春秋》杂志上发表，然后发给奖品和奖金，奖品作为正奖是一块雕饰手表，奖金只是副奖。芥川奖评选委员会由与《文艺春秋》社渊源较深的有成就的著名作家、评论家组成。芥川奖是日本最重要、最有影响的文学奖，获奖者有登龙门之称。

日本  出久根达郎  著
    李重民  译

芥川奖的价格
    ——直木奖作家述说的有关芥川奖的珍贵轶闻

   在日本，纯文学的新人奖芥川龙之介奖和通俗文学的新人奖直木三十五奖设立后已经快七十年了，两奖的知名度和人气是出类拔萃的，就连从未读过小说的人也常常谈论它。可见这有多大的魅力。
   本文只例举芥川奖。要论芥川奖的奖金，从第一届（1935年）到第二十届（1945年）的奖金是500日元。在那时，这是一笔很大的奖金。当时制定芥川奖的奖金数额时，从私立大学毕业的应届生第一个月的薪水是70日元左右，如果有500日元，就可以和妻子一起美美地过上半年。
   第一届芥川奖的获得者是石川达三。作品是以南美移民为题材的《苍氓》。

芥川奖的第一个有功之臣
   当时获得芥川奖候补的有外村繁、高见顺、衣卷省三、太宰治等。那时太宰治26岁，正患盲肠炎，倍受药物反应的折磨，医疗费的欠款在不断增加，他急需芥川奖的奖金。如果获奖，他就可以获得“有发展前途的新作家”的名声，还能在形同义绝的老家露露脸。太宰治落选后对评选委员之一川端康成发了一通脾气，对川端康成批评太宰治的候补作品《逆行》的文章恨得咬牙切齿。
   川端康成写道：“以我之见，作者对眼下的生活怀有厌恶之情，使得作者不能将自己的才能发挥得淋漓至尽，这是很遗憾的。”太宰治反唇相讥，讽刺川端康成的私生活：“你以为我也与你一样，能养养小鸟，看看跳舞，能过着如此悠闲的生活吗？”他还说：“我在你的那篇文章里感觉到你对社会的冷酷，闻到了你身上的铜臭味，我感到十二万份的苦恼。”最后还说：“你必须认认真真地，清清楚楚地，有意识地去体验所谓的作家是在‘夹缝’中生存的道理。”然而，从生活状况来说，意识到“社会的冷酷”与“铜臭气”而苦闷的，反倒应该是太宰治。
   太宰治悲伤得什么也顾不着了，他自暴自弃地向评选委员佐藤春夫写了一封求救信：“如果能得到芥川奖，我会为人们的情谊感动得流泪。而且我会振奋精神，与所有的苦难作斗争并战胜困苦。请您帮帮我，不要取笑我。”落款是“没有家的雀治拜启”。这是在药物反应最严重的时候拼着性命断断续续地写出来的。
   可以说，芥川奖的神话是由太宰治建立的。太宰治那怪涎的言行实际上扩大了芥川奖的声誉。经过太宰治的吵闹以后，芥川奖不单纯是新人奖，它迅速上升为影响更广泛、更独一无二的日本文学荣誉奖。太宰治是扩大芥川奖影响的第一位有功之臣。
　　芥川奖的奖金是副奖，正奖是一块手表。芥川奖和直木奖的发起者菊池宽说只要发奖金就可以了，但佐佐木茂索认为，那样的话好像太露骨了，于心不安，才设立了正、副奖。
　　那么，芥川奖的价值究竟多大呢？
    以前浪击天涯的画家山下清以军队的职位当作衡量的尺度。笔者是商人，所以有一个凡事都要换算成金额来思考的嗜好，而且做的又是旧书生意，所以就养成了这样一种德性，即芥川奖的价值也要通过旧书来看。各人看法不同因人而异，这不是正确与否的问题，希望能得到大家的赞赏和接受。
    获奖作品现在在旧书店里是以什么样的价格在交易呢？我不是卖弄自己，它多多少少可以帮助人们从侧面理解社会对芥川奖的认识。
    笔者经营的是旧书店，又是近郊的穷商人，所以与暴利买卖毫无缘份。因此，我向在日本近代文学方面的第一人、对得奖作品颇有研究的东京大田区西蒲田的旧书店“龙生书林”老板大场启志先生请求帮助，请他指教了最新的行情（卖价）。就是，从旧书价来看芥川奖的获奖作品。
    有一点提请大家注意，在这里出示的价格，是保存状况极好的初版本的价格。虽是初版本但受到过污损的书，价格极低。比如，第三届的获奖作品、鹤田知也的《胡奢魔尹记》（1936年）是20万日元，但如果没有书封，价格就不满它的百分之十。根据污损的程度，20万日元的书，完全可以出现买价不到2千日元的情况。文学书的初版本，以出版时的原样没有任何手垢为佳。
    图书出版时还有书腰。第一届获奖作品《苍氓》若有书腰，是50万日元，如若没有书腰就只值15万日元。听大场启志先生说，这个书腰极其珍贵，一根竟值35万日元。可见还不能将小说书的书腰和书封随便扔掉。书腰还是一个非常珍贵的资料和文献，上面的文句如实地反映了当时的时代氛围，以及什么人写的什么样的推荐文。
    第四届芥川奖的获奖作品是石川淳的《普贤》和富泽有为男的《地中海·法庭》。前者带书封和书腰的值150万日元，后者带书腰的值35万日元。
    第五届的获奖作品是尾崎一雄的《畅气眼镜》，45万日元。
　　当时，37岁的尾崎一雄带着两个孩子在贫困中挣扎。获奖的消息一公布，他便去文艺春秋社恳求，说正奖手表无论什么时候领取都可以，只是希望能尽早领取副奖奖金，哪怕早一天也好。
　　他一得到奖金便直奔平时常去的那家当铺，将衣服赎出来。当铺老板为他感到非常高兴，说：“我恭喜您了，从今以后您和我们没有缘份了。我应该祝贺您。”
　　但是，还没有过了一个月，500日元奖金就用得一文不剩。尾崎一雄又去那家当铺典当正奖手表。据说当铺老板露出大为失望的表情。
    第六届获奖作品是火野芦平的《粪尿谭》，45万日元。
    当时火野芦平正在当炮灰去中国，小林秀雄带着奖品去中国的杭州将奖品交给他。这一届的候补者有中谷孝雄、伊藤永之介、和田传他们。
    第七届获奖作品是中山义秀的《厚物笑》，小山书店版，可以卖到40万日元到50万日元左右。第八届是中里恒子的《乘合马车》，也是小山书店版，25万日元。第九届是长谷健的《浅草的孩子》，8万日元，另一部获奖作品是半田义子的《鸡骚动》，10万日元。
    第10届获奖作品是寒川光太郎的《偷猎者》，20万日元。与上一届的《鸡骚动》一样，是小山书店出版，那时小山书店发掘的作家接连不断地获得芥川奖。
    第十一届没有当选作品，实际已经决定高木卓的《歌与门之盾》为获奖作品，但他本人推辞了。高木卓是第二次入围候补作，但他希望第一次入围的候补作获奖。为此菊池宽说：“对作品进行审查，选哪一部作品适合获奖，是评选委员会审查员的责任，而不是获奖者所应该承担的。”
    据说，高木卓的本意是想将奖项让给朋友。这一届樱田常久用“并木宋之介”的笔名写的《薤露之章》初选入围。樱田常久和高木卓是同人杂志的同事。高木卓贸然断定，如果由自己为他推辞的话，奖项就会给樱田常久。结果却出乎意外。而且具有讽刺意味的是，樱田常久在下一届获第十二届芥川奖。
    高木卓，真名安藤熙。母亲阿幸出自名门幸田家，是开垦成友、露伴、千岛等地的郡司成忠最小的妹妹，是东京音乐学校毕业的著名小提琴家。高木卓在母亲的熏陶下，除了小说之外，还出版过劳动关系法研究的专著。
    高木卓拒绝获奖的《歌与门之盾》，如果带书腰的话，值5万日元，不过据说带书腰的书很少见。据大场启志先生说，它如果是获奖本，卖价可达20万日元至25万日元。只因为是拒绝得奖，价格就怎么也摇不上去。如此一来，知道高木卓的人就越来越少了。朋友樱田常久的获奖作是《平贺源内》，20万日元。
    第十三届芥川奖的获奖作品是多田裕计的《长江三角洲》，30万日元。第十四届是芝木好子的《青果市》，15万日元。第十五届没有当选作品，但候补时推选的是中岛敦的《光与风与梦》。第十六届是仓光俊夫的《连络员》，文艺春秋社版，5 万日元。这本书有两种版本，另一版本虽也是文艺春秋社出版，却是满州文艺春秋社发行的，值30万日元。
    因为当时正值侵略中国的时候，在中国的满州发行，所以实物极其罕见，价格也高。但要说到价高，第十九届与八木义德一起获奖的小尾十三的获奖本，在长达一百十三届的芥川奖作品中，是最高的。

绝迹的获奖本
    获奖作品《攀登》被收录在单行本《杂巾先生》一书中。这也是满州文艺春秋社发行的。关于这本书，大场启志先生有过考察，在《虚幻的『杂巾先生』复刻》一文里作过大概的介绍。
    《杂巾先生》一书的发行是在1945年2月5日，封底还有下面的记述：
    ——初版五千册　定价三元三十钱　新京特别市羽衣町四之二八　发行者　小松正卫　发行所　满州文艺春秋社
    直到不久以前，这本书还是没有出现过。明知道出版过，却从来没有人看见过实物。出版五个月后再版了5千册。总计1万册流在社会上，却一册也没有留下。不久侵华战争以日本的失败而告终，在部队撤回时，好像也没有人偷偷地带回来。热心的收藏家委托日中友好协会，向中国各地的图书馆照会。可是，一无所获。
    据说，已经绝种的获奖书终于露出庐山真面目，是作者的儿子在昏暗的台灯下发现的。获奖时小尾十三先生正在中国的满州森永粮食公司工作。战败后撤回时，他在背包底下藏了两册自己的作品。是初版和再版。他的儿子将它慎重地保存了起来。初版已经破损，但再版本几乎还是发行时的原样，保存得非常完好。大场启志先生为此撰文写了下面这段话。
    “《杂巾先生》的再版，就我个人来说是值得庆幸的，但就我作为旧书店的老板来说，我内心里真正的感受，还是希望这本书保持着灭绝的状态，让它永远消失，这样显得更浪漫。尽管我的想法很肤浅。”
    他最后说出的那句带自嘲的话，令人听后会露出会意的微笑。经营旧书店的商人，的确应该要有一些浪漫的情结。
    但是，这本虚幻的书，在市场上竟然出现过两次。刚才说的“战败后从未出现过”的话成了欺世之言。北村透谷的《楚囚之诗》称为“孤本”，但以后又出现了第三册、第四册，尽管如此，它依然还是珍稀本，找到两册、三册，在旧书业界里，还是如同没有一样。
    十年前大场启志先生弄到《杂巾先生》，在280万日元的价位上出手。到了现在，卖价也许可以高达300万日元以上。
    收录八木义德的获奖作品《刘广福》的单行本，战败后由世界社以《母子镇魂》的书名出版，现在值18万日元。
    正奖用的手表是国外制造的，1943年、1944年弄不到，所以取代的是赠送河井宽次郎和浜田庄司手工制作的水壶。八木义德获得河井宽次郎的砚台，再加上浜田庄司的水罐。据说战后重新赠送瑞士的高级手表浪琴，所以侵华战争时期的获奖者，就奖品而言，根本算不上豪华。下一届清水基吉得到的是浜田庄司的花瓶，但盒子的四面有川端康成、横光利一、久米正雄、中山义秀的挥毫，所以极为珍贵。
    第二十届的获奖作品是清水基吉的《雁立》（镰仓文库版1946年初版，值6 千日元）。至此，战前的芥川奖便拉上了帷幕。在侵华战争期间，1944年之前芥川奖的评奖活动竟然还一直继续着，没有中断过，这令人颇感吃惊。不论作品的质量如何，评委们坚持着一个信念，要发掘有能力的新人，并将他们推上文坛。这样的信念令人感到敬佩。在相信“铁炮”的年代里，居然还有人相信笔墨的力量，坚定不移地将理想寄托在浪漫里，这令人感到欣慰。
    战后的芥川奖从1949年开始评选。第二十一届的获奖作品是小谷刚的《确证》和由起茂子的《书的故事》。
    由起茂子得到的手表经常会停下来不走，如果走，每天也要慢三十分钟左右，根本不能用。听由起茂子说，石川淳获芥川奖时得到的手表，当铺给予很高的评价。由起茂子便将手表送去当铺试试，结果只借到2千日元，相当于公务员刚开始工作时第一个月工资的一半，副奖的奖金反而是5万日元。
    第二十二届获奖作品是井上靖的《斗牛》。带书封和书腰的书价值60万日元。这届芥川奖的候补者还有岛尾敏雄、阿川弘之、泽野久雄的名字。
    第二十三届是辻亮一的《异邦人》，附书封和腰带的书值12万日元。这次授奖，淘汰了堀田善卫、田宫虎彦、和自杀的久坂叶子。
    第二十四届没有获奖作品。高杉一郎的《极光的影子》和近藤启太郎的《飞鱼》入围候补。
    第二十五届的获奖作品是石川利光的《春草》和安部公房的《墙壁》，前者值12万日元，后者值15万日元。
    安部公房战后以生产汽水为生。虽然进入东大医学部，但他竭尽全力在做蔬菜和煤球的生意。对汽水和煤球有着一种很强烈的时代的使命感。当时先决条件是解决吃饭问题。只要能换成钱，做什么都行。我读小学时，曾在邻街亲眼看到一位大叔将一块大磁铁绑在绳子上，放在地上牵拉着一路走去，将吸在磁铁上的旧铁钉和铁具类收进腰袋里。我那时还是一个孩子，所以还在心里为他担忧着，心想这样走一整天，到底能赚多少钱啊，还不如看着地面搜寻来得快。

五味康右和野狗
    第二十六届是堀田善卫的《广场的孤独》，10万日元。第二十七届没有当选作品。第二十八届是1953年，获奖的竟然是松本清张和五味康佑，对芥川奖来说，他们是另类的作家。
    松本清张的获奖作品是《〈小仓日记〉传》。这部作品最初是入围直木奖候补。根据这部作品的内容，永井勇男认为应该属于芥川奖的评奖范围，便推荐到芥川奖来。坂口安吾根据松本清张的小说结构和文笔的功力，预见到他具备写推理小说的功底，便买了下来。不出坂口安吾的所料，几年以后日本的文坛上刮起了松本清张推理小说的旋风。
    当时，五味康佑正沉溺在德国诗人里尔克（有的说他是奥地利诗人）的作品里，写着风格像里尔克创作的《玛尔迪的手记》的小说送到出版社去。但总是石沉大海音信全无。获奖小说《丧神》是他第一次试写的历史小说。当时他生活非常贫困，夫妇俩借着一间草屋居住，野狗总是盘居在草屋的屋檐下。五味康佑可怜那些杂交的野狗，他想喂那些狗，但他穷得连一根肉骨头都买不起。一天，野狗在马路的对面看见五味康佑，便甩动着尾巴径直朝他奔跑过去，不料被汽车压死了。五味康佑抱着野狗的尸体失声痛哭。以后回想起这件事情，他说：“我从来没有像那时那样咀咒过自己的贫穷。”“我甚至怀疑究竟什么才是人们为之炫耀的文学精神。”他还写道：“从那个瞬间起，我觉得自己变了。”
    五味康佑得奖的消息在媒体上报道时，第一个跑来祝贺的，是开当铺店的父亲。父亲还送给他一瓶酒。五味康佑将酒供在野狗的墓前。
    据说，正奖手表不久就被五味康佑送进了当铺里。就是那家赶来祝贺他的当铺。
    极力推荐五味康佑的《丧钟》的，是坂口安吾。如此说来，五味康佑和松本清张的作品中具有的韵味，与坂口安吾的嗜好很相似。收录着松本清张获奖作品的《战国权谋》价值15万日元。收录五味康佑获奖作品的《秘剑》值5千日元。五味康佑的初版本之所以便宜，是因为《秘剑》的外表不美观的缘故，何况当时又非常畅销。
    第二十九届是安冈章太郎的《坏伙伴》，10万日元。第三十届没有当选作品。第三十一届是吉行淳之介的《骤雨》。据吉行淳之介自己说，当时只发行了5千册，
    安冈章太郎拿出奖品手表给一位新宿的人看。不料那人不太知道芥川奖，看到奖品仅仅只是一块手表，连连说“阿科塔、阿科塔”。“阿科塔”是“垃圾”的意思，令安冈章太郎大为沮丧。
    第三十二届芥川奖是小岛信夫的《美国学校》和庄野润三的《塞得港小景》两部作品，前者值4万日元，后者是8万日元。第三十三届是远藤周作的《白人、黄人》，4万日元。《白人、黄人》也和《秘剑》一样，在讲谈社是销售量超过100万册的畅销书。此书的书腰弥为珍贵，如果初版本保存得完好却没有书腰，只值3千日元。
    第三十四届成为战后芥川奖划时代的一次。因为获奖者是石原慎太郎，因此如今人人都知道芥川奖。芥川奖不仅仅是文坛上的事，而且还是社会性的事件。
    石原慎太郎的获奖小说《太阳的季节》描写湘南海岸年轻人的生活状态，成为当时的畅销书，“太阳族”这个词也成为社会上的流行语。用男根顶破纸屏风的场面可称是绝招，甚至有人将《太阳的季节》理解为淫书。
    我到旧书店里当学徒，是《太阳的季节》出版三年后的1959年，我亲耳听到有个老人贬低芥川奖，说是“恶太郎屏风”。
　　然而，“男根屏风”并不是石原慎太郎首创。记得有人指出过，在石原慎太郎之前，武田泰淳就使用过。其实武田泰淳也不是第一个使用，江户时代的无名氏就已经写过。在江户时代中期鼎盛的十七字短诗川柳诗里就有“恶作剧啪哧啪哧顶破纸屏风”的诗句。用手指顶破就不可能算作“绝招”，也不可能画到绘画中去吧。“啪哧啪哧顶破纸屏风”是诗中的得意之处，将“啪哧”看作是“啪哧哧”会是眼花吗？顶破纸屏风时用的像声词是让人联想起龟头。用手指“啪哧啪哧”就不可能算是恶作剧吧。
　　“他感觉到房间里的英子正对着这边，他将勃起的阴茎从外面顶着纸屏风。纸屏风发出干裂的声音破裂着，英子见状，随手拿起一本正在阅读的书，用尽全力朝着屏风扔去。书准确地命中目标落在草席上。”（摘自《太阳的季节》）只有准确地打中目标才能称“绝”吧，不过在江户时代，当时的女性是拿什么东西打中阳物的呢？
　　《太阳的季节》这本书当时发行了20多万册，所以即使是初版，旧书价也很便宜。以后是近藤启太郎的《海人舟》，12万日元。第三十八届芥川奖开高健的《裸体皇帝》，2万5千日元。第三十九届是大江健三郎的《饲育》（收在《死者的奢华》里），3万日元。
　　关于单行本《死者的奢华》，笔者有一段回忆。那时我还是读中学三年级的时候。一天，新潮社将那本书寄给父亲。父亲给《小说新潮》的读者文艺栏投稿，被当作佳作采用，那本书就是奖品。
　　父亲喜欢读历史小说，《死者的奢华》并不是他喜欢的，因此他颇感失望，就把书给了我，说“你拿去看看吧”。我趴在草席上开始读起来，不料却沉溺在其中欲罢不能，我一口气把它读完。怎么回事？大江健三郎的文章竟然那么吸引人？对一个农村的少年来说，是相当煽情的，我简直怀疑这样趴着看书，会不会把草席顶破了。
　　事后父亲问我：这本书有趣吗？我回答说：没什么看头。我感到非常惊恐，万一父亲读了这本书就不得了了。我害怕会被父亲知道我内心里的隐秘。
　　第四十一届芥川奖是斯波四郎的《山塔》，3万日元。第四十三届是北杜夫的《在夜和雾的角落》，3万5千日元（中间缺少的届数是因为没有当选作品，下同）。二十多年前，旧书业界曾有过一股初版书大流行的风潮。芥川奖和直木奖的获奖本颇受人们的青睐。甚至还出现过这样的现象，刚出版三个月的初版本，出售时就可以根据定价把价格提高百分之五十。当时《在夜和雾的角落》的图书假书腰都已经出现了。这本书的书腰很少，然而偏偏看中书腰的狂热崇拜者就只印刷书腰，他们在旧书店里看见没有书腰的本卖得很便宜，就装上假书腰高价卖给旧书店。不管怎么说，这也是一种贪图小利的欺诈行为。假书腰里有一个错字，所以才能够辩别出是假的，不过一直不知道那些假冒的人是不是被抓获。这无疑是初版本过份热销才引起的犯罪。
　　第四十四届芥川奖是三浦哲郎的《忍川》，1万5千日元。我在这本书出版的第二年（1962年）夏天，和与我同年龄的朋友一起去练马贸然拜访三浦先生。这是痴迷者的任性。当时我们都只有十多岁，对文学大放厥词。三浦先生非常繁忙，但是面对我们的“高论”，他丝毫也没有流露出心不在焉的神情，始终面带微笑地和我们交谈着。我们原打算打搅他一个小时，不料那天聊得特别开心，而且开心过头了，磨磨蹭蹭地不愿离去，等到回过神来，竟然超过预定三个小时。但是三浦先生还是没有表现出不快的神色，我们沿着田间小道回去时，他一直站在自家的窗口向我们挥动着手。直至今日，四十多年前三浦先生那穿着白色单和服的身影就像昨天的事一样，在我的脑海里分外鲜明。
　　那时，我朋友带着一本《忍川》请三浦先生签名。朋友毫无顾忌地说出自己的感想，说当得知“忍川”是一家小酒屋的屋号时感到有些失望。三浦先生听后大笑起来。
　　朋友至今还把三浦先生签过名的那本《忍川》初版本当作宝贝一样珍藏着。他曾问我：“旧书能卖到多少钱？10万日元能卖到吗？”我回答：“嘿！差不多吧。”我知道这位朋友不可能出让的，所以也只好含含糊糊地回答他。物品的价值是由物品的拥有者来决定的，容不得别人来妄加评论。但是，旧书店恰恰是专门给别人的藏书估价的，所以他才来问我，内心里十分平静。
　　第四十六届芥川奖是宇能鸿一郎的《鲸神》，3万5千日元。这本书现在也很难觅见。第四十七届是川村晃的《美谈的出发》，3万日元。第四十九届是后藤纪一的《少年的桥》，3万日元，同时获奖的还有河野多惠子的《美少女·蟹》，2万5千日元。第五十届是田边圣子的《伤感旅行》，2万5千日元。
　　编辑给我的篇幅快用完了，所以我就跳过去讲。

手表的价格
　　第七十五届芥川奖（1976年）是村上龙的《无限接近透明的蓝色》，引起的轰动超过了《太阳的季节》。书中关于生活在美军基地附近的年轻人追求摇滚、性爱、吸毒的描写，人们赞成与反对之声各不相让。
　　江藤淳先生持反对的态度，说：“结局不过是一种颓废文化的反映，谈不上是一种‘表现’。”而且他预言：“现代日本的文学也许会停下文化进步的脚步，而是在向颓废文化的表现接近。难道不是吗？”
　　持赞成态度的人是小说中主人公那一代人。这本书销售两个月突破一百万部（这个记录还从来没有被打破过）。其读者大多十六岁到十九岁，其中女性占了一半。
　　刊登这部获奖小说的《文艺春秋》也销售了一百万册。
　　第七十七届芥川奖是三田诚广的《我是什么》和池田满寿夫的《奉献给爱琴海》。池田满寿夫原来还是国际版画家，竟然获得芥川奖，一时间成了大家谈论的话题。以后是尾辻克彦（第八十四届）、唐十郎（第八十八届）、新井满（第九十九届）等，他们都是“客串型”作家。他们的旧书价——不用写了吧。
　　进入七十年代以后，获奖作品发行数量陡增，珍稀度渐渐地失去，因此旧书价总的来说是越来越低廉了。
　　之所以这么说，是因为旧书价是根据现在的残存数量来估算的。举一个《杂巾先生》的例子就可以明白。这本书旧书的价格很高，据作者说，那是当时出版时读到这本书的人不多的缘故。作为作家来说，再也没有比这更不幸的了。何况旧书价无论怎么样高涨，作家本人都不可能有收益。只是名誉上的收获吧。令人感到遗憾的是，如果《杂巾先生》的作者不是芥川奖获得者，这部作品也不是获奖作品的话，那么无论如何也不可能标上这么高的价。就是说，里面一大半是含着“芥川奖”这个无形资产。这一点，对历届的获奖作品而言，无不如此，而并非作品创作者的实力的价格。仔细想想，能够用更加冷静的态度、更加世俗气的眼光来评价芥川奖价值的，也许只有旧书店的老板。大多数的人只是凭臆测注视着它。因为人们不知道应该怎么样来估算它的价值。
　　前一段时间电视台里开了一个“鉴赏团”的节目。这个节目颇有人气，鼓励大家把自己的私藏品拿出来请鉴定家估价。一次有人拿出芥川奖的正奖——手表来请人作鉴定。这是某位获奖者保存到现在的私藏品，是正宗的芥川奖奖品。那时估价是一百万日元。
　　这与现在副奖的奖金一样多。据说，芥川奖如果换算成金钱，就是二百万日元。是低还是高，获奖者与第三者，两者立场不同，看法自然是不一样的。但是，这样明目张胆地换算成金钱来评价，有时也非常扫兴。芥川奖，可以说是一种浪漫。给一本本获芥川奖的作品估价的旧书商，内心里是这么想的。
　　最后讲一个第二十六届芥川奖的获得者堀田善卫的趣闻吧。
　　堀田在获奖那年的夏天去了北海道。他在月寒的牧场里躺了一天，回到札幌的旅馆里才发现芥川奖的奖品手表不见了。他想一定是掉在牧场里了。他马上返回去，在牧场里到处寻找，但最后终于没有找到。他心想大概是被羊吃了，才最后死了心。堀田说：
　　“丢失那块手表，我肯定感到非常遗憾，感到很可惜。我在心底里想，那种形状的手表，上面还清楚地刻着我本人的名字，那块手表不翼而飞了，就是说变成了我头脑里幻想中的手表，我或多或少感到好像松了口气。”
　　他的意思是，对获奖者来说，手表的价值是不可估测的。
　　（完）
　　此文刊登在《译文》2003年6月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