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五卅”后暴跌至今，股市在两个多月上升了1500多点，这是出乎意料的。如何看待当前股市，8月12日新华社的社论中有三个关键词：健康，稳定，发展。这是国家政策取向的一个重大转变，因为社论肯定了当前股市的主基调是健康的，而且从长期看，中国股市还需要稳定地发展。

    曾经预测“五卅”后会出现一个慢牛格局，现在看来是太保守了，7月股市如盛夏流火，又和去年12月及今年4月一样，单月涨幅在17%以上。区分股票市场的快牛与慢牛，单月涨幅是一个重要标准。从2006年1月以来，单月涨幅在17%以上有三次，一次是在去年12月，上涨27.44%，而后发生了“2.27”的下跌；一次是在今年4月，上涨20.63%，而后发生了“五卅”印花税上调；一次是在今年7月，上涨17.01%。（附图）在全球股票市场的历史上，单月涨幅在17%以上的记录，美国纽约股票交易所两百年至今有4次，纳斯达克股市自1971年创立以来只有两次。过去180余年，德国股市只发生过一次，英国发生过4次。日本较多，从1932-1986年共发生过12次，但此后一次也没有再发生。如果我们把美国标准普尔的月度涨跌拉平，1926-2005年总计80年的数据证明：最高月度的平均涨幅为+1.87%，最低月度是平均下跌-0.8%。（附图）中国股市在本轮牛市中，2006年至今的19个月，涨幅在10%以上的有7个月。

    股票市场的暴涨暴跌是新兴股市在起步阶段的一般特征，通常会在若干次巨幅涨跌之后趋于平稳。虽然每一次涨跌都有非常特殊的原因和导火线，但是在这种市场现象背后，存在着规律性的股票市场市场扩张机制。

    单月涨幅较高的月份，通常伴随着交易的放量和新开户的激增，这是典型的新资金注入和新股民入市。所以，这是股票市场本身的外延性扩张。从居民的消费结构看，金融消费并不是本源性的，所以没有消费升级的概念。金融消费是在经济发展达到一定阶段时产生的新型消费，通常是在人均GDP接近2000美元的时候，才会有消费大众的理财和投资需求。这种需求，一方面来自于资本市场的“财富效应”，一方面来自于通货膨胀的“负利率效应”。资本市场和通货膨胀都是现代社会的产物，是现代宏观经济运行本身带来的新事物，也是经济发展越过生存阶段后产生的新选择。如果说通货膨胀是政府化解财政危机和经济萧条的政策选择，投资理财就是居民应对通货膨胀和生活压力的个人选择。由于居民的选择很难有序发生，总有主动选择和被动选择，股市房市一波一波的推动使居民相继进入投资理财市场。

    投资市场的扩张和中产阶层的选择是互动的，直到入市的资金和居民达到一个新的临界点，投资市场的扩张进入平缓期，这就是人们常说的“回归于理性”。其实，大众投资市场的多数决策行为是在有限理性和非理性状态下形成的，所谓理性不过是非理性的投资冲动较少而已。新股民带着新资金入市，就像“新官上任三把火”一样，敢做敢为，大刀阔斧。新兴股市的涨跌动态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新入市者的行为和新入市的资金，所以许多有经验有理论的投资人反而会看不懂市场。从这个角度分析当前股市的表现，就能够理解许多非理性行为的合理性了。 

    健康的股市却未必都是稳定的，每次超常的暴涨都会产生高位回调的内在需求。这种类型的市场调整，有时是自发的回调，如去年十二月暴涨后的“2.27”；有时是引发的回调，如今年四月暴涨后由于印花税突然上调引发的“五卅”。只是谁也无法预测暴跌何时发生，只能静观其变，伺机而行，或者听其自然，随波逐流。然而政府作为调控者的行为是否也应当如此消极呢？有分歧了。有人主张“重拳出击”，有人主张“积极备战”。一派意见是在股市暴涨时出手，防患于未然；一派意见是在股市暴跌时出手，挽狂澜于即倒。最后在各国实践中证明：行之有效的是后者，因为政府师出有名，成败都有道理。而在股市暴涨时出手，政府永远也说不清楚“重拳”打向谁？所以在某些善良人呼吁政府采取措施干预股市之时，新华社的社论宣告了股市的健康发展，表明政府无意增加新的不稳定因素。

    股市的暴涨暴跌是非理性的，但是在新兴市场的特殊历史阶段，这种市场现象却是不可避免的。这个阶段有以下几个关键的要素：1，城市化达到城镇居民的人均GDP接近两千美元；2，通货膨胀带来了储蓄的“负利率效应”；3，城镇居民投资理财的人口比例偏低；4，投资品的供给不足带来了“财富效应”。此外，还有许多经济的和非经济的因素也很重要。尽管我们希望看到一个慢牛格局悠然向上，但是又见快牛也是健康的。既然“发展是硬道理”，稳定的慢牛和不稳定的快牛最后殊途同归，异曲同工。股市“在欢乐中升腾，在疯狂中毁灭”，当前的中国股市，犹如一曲交响乐《欢乐颂》，高潮迭起，渐入佳境。

                         金岩石 发表于 2007-9-3 13:44:0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