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国时期史学权威邓之诚在其1934年7月8日的日记中，有这样一段话： 

唐十二书来索还《天步真原》，谓已过七日，疑被人重钞。又谓燕京欲印行，为杜绝原主再售。此君病至此，尚作无谓用心，而不知传钞本并不贵重也。

此处《天步真原》，是清初薛凤祚所译的波兰传教士穆尼阁天文著作稿本，藏书者唐倬章欲售于邓氏，先让邓验货。过七日没消息，怕被重抄，致书索还。次日，邓派人冒雨返璧。不到半月，唐倬章便于7月23日去世了。

邓之诚对唐某行事有些鄙夷，但他所说“传钞本并不贵重”，自有道理。对生于民国的人来说，传统雕版印刷或活字印刷已逐渐被淘汰，伪造旧刻本工本巨大，伪造传抄古本却非常便捷容易。但传抄本无意的脱误和有意的增损窜改，往往大量存在，所以收藏价值不高，学术研究参考意义也不大。俞平伯在1931年看到甲戌本，在跋语中说“此书之价值亦有可商榷者”正因它“非脂评原本，乃由后人过录”，对版本“价值”的态度，与邓之诚类似。但话又说回来，在一个学术失序的过渡期，如果有高手将这些广有异文的抄本熏染做旧，再请（或伪造）名人题跋，变着花样叫卖，却不难身价万倍。邓之诚不时到琉璃厂买旧纸、衬纸，常年雇佣多人抄书，其实就是以此为发财之道。《永宪录》就是经他之手，让曹家多出一个王妃，且让童年的曹寅提前就业，作玄烨伴读，卖了好价钱。后来推荐给他所称的“周聋”，让对方获得了“红学史上最大的一次‘突破’”。

鲁迅说胡适治学秘诀， “恃孤本秘籍，为惊人之具”。而胡适治红学所谓的“孤本秘籍”，几乎都是来历不明的传抄本。

胡适在其1922年4月19日日记中记述他得到《四松堂集》付刻底本情况：“此为近来最得意的事，故详记之。书店若敲我竹杠，我既记下了这些材料，也就不怕他了！他若讨价不贵，我也不妨买了他，因为这本子确可宝贵。杨钟羲说他辛亥乱后失了此书刻本，似系托词。无论如何，我现在才知道刻本于我无大益处。”

所谓“《四松堂集》付刻底本”，当然是抄本。它同样有增损窜易的现象（也有人说完全是伪造的）。卷首纪昀序之后，还有一则署“纪昀又识”的行书（刻本有序而无这则题识），一看就绝对不是纪昀的字体。在“纪昀又识”之后，又有一则莫名其妙的说明：“按，上章钤于序末。”可能这则附识后没有盖章，而抄胥所录纪昀序末有“晓岚”一章（其实应与纪昀为裕瑞《清艳堂近稿》作序一样，钤“纪昀之章”），并把正文中“年七十有”四字盖住。纪昀是编书的骨灰级老手，会这样手忙脚乱？所谓“底本”第一册有刻本未收之《挽曹雪芹》诗一首，且题下少见地注明作诗的时间“甲申”，又用贴条半遮半掩地盖住。一看就是对患曹雪芹史料饥渴症者“钓鱼”的勾当。事实上这首诗也为曹雪芹卒年之争增加了不少波澜。

后来胡适得到给红学带来“划时代影响”的所谓脂批残抄甲戌本，作为支持自叙传说最有力的证据，和回击蔡元培和其他索隐派的最有力武器，种种奇葩操作，更令人眼花缭乱。至今仍有人视为法书宝卷。

得意之事，一而在，再而三，终究也有人未厌所欲。炮制《红楼梦》旧抄本者，努力做成程高付刻底本模样的“兰墅太史手定”之百二十回“梦稿本”和陶洙参酌各种抄本及程高刻本抄成的八十回“北师大藏本”，工作量巨大，但并没有掀起多大波澜，好像也没有赚大钱。

甲戌本出世的时代，是中国历史上古籍辩伪的巅峰时期。本来古籍辩伪至清末廖平、康有为，已如野马狂奔，脱离正轨，而胡适一度鼎力支持并参与的“古史辨派”，则登峰造极。廖平、康有为虽说古文经皆伪，但还相信今文经为孔子真传，胡适、顾颉刚等则并今文经也大都指为伪书。先入为主，武断蛮横，以洋律中，是己非人，较之“康圣人”更上层楼。但强调“疑在信先”的胡适及其信徒却对与脂砚斋相关的资料，极端盲目地轻信，甚至千方百计回避、阻止相关辨伪。

康有为得意门生梁启超在《中国历史研究法》中所列辨伪十二例，其一：“其书前代从未著录或绝无人征引而忽然出现者，什有九皆伪。”其三：“其书不问有无旧本，但今本来历不明者，即不可轻信。”事实上直到今天，我们仍没有在任何清代刻本中发现红学界无人不知无人不晓的“脂砚斋”字样。而截止胡适购买甲戌本时，与甲戌本同样来历不明相关抄本，胡适一个还没见到。但“欢喜极了”的胡适就已在1927底完成的《重印乾隆壬子本<</span>红楼梦>序》中贸然断定甲戌本是“曹雪芹未死时的抄本，为世间最古的抄本”！

胡适在其作于1924年的《古史讨论的读后感》中，提出对待证据首先要拷问五个问题（在作于1930年的《介绍我自己的思想》等文章中又多次重复）：“（１）这种证据是在什么地方寻出的？（２）什么时候寻出的？（３）什么人寻出的？（４）依地方和时候上看起来，这个人有做证人的资格吗？（５）这个人虽有证人资格，而他说这句话有作伪（无心的，或有意的）的可能吗？”[7]

对于甲戌本，在没有经过这些质疑的洗礼之前，应没有作为论证《红楼梦》性质的资格。而最有条件回答这些质疑的就是胡适，但他百方回避。从购得甲戌本到他被徐复观以两耻辱、七不懂痛骂后暴卒，始终没有吐露售书者的姓名（如果是别的姓氏还可理解，与自己同姓，竟然也“忘记”）。消息灵通的售书者也似与胡适订立了契约，从此人间蒸发，放弃了这个千载难逢的自我宣传之机会——或者，他就是与胡适串通作伪的同谋。

来历不明的破锣敲不得，需要名人题跋加持，也需要不断上当、攀藤附葛者为之弥缝维护。胡适请的第一个“名人”是他的学生、北大浙派祖师俞樾的曾孙、甲戌本精准迎凑的《红楼梦辨》（主要观点来自顾颉刚）作者俞平伯。但出身名门、人脉广大、家境优裕的俞平伯不至于像攀附胡适甚至接受其经济援助（50元月薪、加胡适每月30元私人补助，还有大宗稿费）的顾颉刚那样顺着胡适的杆爬，而且他较之胡适、顾颉刚，有较深的文艺理论修养。在距迎合胡适观点的《红楼梦辩》出版不到一年，赢得一片赞美声的时候，1924年1月，俞平伯即在《语丝》上发表了《修正〈红楼梦辨〉的一个楔子》的文章，说“少作已经要不得了，而依照他们的估量偏又加上一重新的要不得。” 在1925年1月16日发表于《现代评论》周刊第一卷第一期的《〈红楼梦辨〉的修正》中，俞平伯从理论的高度区分“自叙传与自叙传的文学”、“历史与历史的小说”，检讨 “我们（自然包括胡适、顾颉刚）以考据癖气读它”，“拘泥”、“刻板”、“可怜而可笑”。正是有了这种认识，他在阅读精准迎合“新红学”观点的甲戌本时，保持了警惕，发现了不少破绽，且在跋语中希望“后之观者”继续“析疑辨惑”。

胡适对俞平伯的批评和辩伪，很长时间未做任何回应，但敬而远之，并尽可能掩盖其影响。1948年7月，对脂批符咒般崇拜、攀附胡适较之顾颉刚更迅猛的周汝昌将自己写的《跋脂文》寄给胡适看，该文主要批驳俞平伯为甲戌本写的跋语对该书的贬低，批评俞平伯不能“识真赏佳”。但文章寄给胡适后，胡适如临大敌，他在周汝昌大作上画大叉，建议删去五分之四，保留吹嘘甲戌本异文的文字，并于8月7日给周汝昌的心中特别叮嘱： “内文中驳俞平伯一段，可全删。俞文并未发表，不必驳他。”其实俞平伯甲戌本跋文，先以“脂砚斋评石头记跋”之名发表于《大公报》1931年7月13日，后以“脂砚斋评《石头记》残本跋”之名著录于1936年上海良友复兴图书公司出版的《燕郊集》。周汝昌对搜集红学资料一向勤奋，自然会见到；胡适如果见不到，就妄称民国第一交际家了。胡适阻止周汝昌发表此文，实害怕他惹怒俞平伯，更深入地“析疑辨惑”。

周汝昌曾对胡适将甲戌本长期秘藏不公之于世，并对他封锁庚辰本表示困惑： 

他是收藏甲戌本并且最早得见庚辰本的人，他凭借这种资本作了那一点“考证文章”高踞红学权威的宝座之后，就算了结：绝无半点将此两本公诸世人，使之广布流传的意思（他当时是有这个条件的），却拿出什么“程乙本”来欺世惑人。只这一点也说明他之搞《红楼梦》实是别有用心。

周汝昌说胡适搞《红楼梦》“别有用心”，一语中的。胡适在《红楼梦考证》中对其恩人蔡元培种种诋毁，超出常理，这其实是在皖派领袖人物陈独秀被浙派扳倒后，胡适作为皖派干将一次背水借一的还击（蔡元培为浙派傀儡）。至于胡适不想将甲戌本、庚辰本公之于众，还因为当时刘铨福儿子刘士考、孙刘博琴，还在琉璃厂营生（胡适亚东图书馆合伙人陈独秀所有之崇古斋在琉璃厂，胡适每需书，常命琉璃厂、隆福寺书贾“大索”），从他们那里弄清刘铨福去世年月不难。刘铨福至少从同治六年（1867）初就患中风，生活难以自理，至同治十一年（1872）去世，伪甲戌本上同治六年以后刘铨福“秀挺”的细小行草，绝对不可信。还有，伪刘铨福手稿有“妙复轩手批十二巨册”之语，且不说这是一部没有原文的评本，而非批本，全书仅三十万字左右，蝇头细书根本用不了“十二巨册”；俞平伯还可到北京图书馆寻出太平闲人《妙复轩评石头记》手稿，中号盒装面巾纸大小，不过斤把重（此书除孙桐生几个更正的浮签，无任何收藏者题跋、盖章，符合刘铨福藏书习惯）。物理性的证据更使甲戌本造假者弥天大谎无所遁形。至于庚辰本，他的收藏者就是俞平伯称为“姻丈”的徐星署，俞平伯比对甲戌本更清楚它的来历。周汝昌已与俞平伯开始其“世纪之杠”，老实人俞平伯被惹急了，宁可让庚辰本砸在亲戚手里，也会揭破底里。那对胡适的威望、地位，都是不小的威胁。恐怕胡适在亚东图书馆的月例、分红、提成、稿费等巨额收入也会泡汤——胡适是亚东图书馆的“柱石”（陈独秀语）和招牌，曾大量为亚东图书馆介绍业务，亚东《古史辨》、红学著作，都是抢手货。胡星垣如果把甲戌本送到亚东，比送到新月更靠谱。欧阳健先生发觉甲戌本上所谓刘铨福墨迹，与曾任胡适书记员，并“誊校”过甲戌本，且在亚东图书馆出过书的程万孚笔迹相似，也值得进一步探究。

考证辩伪，有“孤证不立”之说，造伪者自然也会采取 “反侦察”手段，智周百虑。康有为“论证”刘歆伪造《左传》云： 

歆以其非博之学，欲夺孔子之经，而自立新说以惑天下。知孔子制作之学首在《春秋》，《春秋》之传在《公》《谷》，《公》《谷》之法与六经通。于是思所以夺《公》《谷》者，求之古书，得《国语》，与《春秋》同时，可以改易窜附，于是毅然削去平王以前事，依《春秋》以编年，比附经文，分《国语》以释经，而为《左氏传》。作《左氏传微》以为书法，依《公》《谷》日月例而作日月例。托之古文以黜今学，托之河间、张苍、贾谊、张敞名臣通学以张其名，乱之《史记》以实其书，改为十二篇以新其目，变改“纪子帛”、“君氏卒”诸文以易其说，续为经文，尊“孔子卒”以重其事，遍伪群经以证其说。

康有为说这话，就像刘歆身边端茶研墨的贴身书童，看得认真，说得详切，但他给刘歆及其造假团队安排的工作量实在巨大，而所伪窜之《史记》、“群经”，又是知识界最熟知的典籍，未免大言欺人（事实上，当今学者连《左传》是伪作也多不相信并予驳斥）。奉康氏说为圭臬的顾颉刚、胡适等，当然不会如此大胆地怀疑脂本，但造伪者会“反照宝鉴”，师康有为笔下的刘歆故智，为证脂本之真，做一些配套工作。于是有了《枣窗闲笔》，于是又有了《长白艺文志》《裕憽霆藏书目录》（陶洙的《脂砚余闻》可能漏洞太多，最终没有出手）。但《长白艺文志》《裕憽霆藏书目录》本身是问题抄本且不说，即使是真本，只是能证明曾有《枣窗闲笔》之抄本，绝对不能证明它没有被“改易窜附”，更绝对不能因此瞒天过海，证明脂砚斋抄本是真本。也许捍卫胡适之说者还有后续“证据”正在熏染炮制，但愿他们不要继续捯饬便捷廉价的传抄本把戏了，花大成本搞个“贵重”的旧刻本出来，只要出现在1927年以前，内有“脂砚斋”三字，无论像与不像，都会在红学界掀起喧哗与骚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