什么是诗？

    什么是诗？受几千年格律诗词影响，无论是业外还是业内，几乎都形成了诸如“一种优美精炼、合辙押韵、字数整齐、朗朗上口的文体”的定义或答案，其实这只是种望文生义式的表象化命名，并没有真正触及诗歌的内涵，甚至是一种以偏概全的片面化说辞。为何这样说呢？首先，按照马克思主义关于内容与形式的辩证关系理论，这只是种“形式决定论”，似乎形式是先于内容并决定内容的，这显然是站不住脚的，一首诗只有内容先是诗歌的基础上才谈得上形式的问题，形式只是诗歌内容本身所做出的自然选择。若一切以形式论断，难道“天皇皇，地晃晃，我家有个夜哭郎”也是诗歌吗？而且波德莱尔的《恶之花》一点也不优美，能否认它世界名作的地位吗？还有我国知名诗人于坚在国际上获奖的《0档案》同样也不流畅，也不能就说它不是诗。其次，这种形式论针对的只是隋唐之后的科举诗，在我国隋唐之前的楚辞、乐府诗以及“歌”“歌行”等类型诗歌并没有严谨的格律，在字数和韵脚上均没有严格限制。诗歌在纳入科举考试之后，才出现了字数同一，韵脚一致的五七言格律诗，这并非是一种进化，而是出于判卷标准的需要，否则难免令评选结果众口不一陷入争议之中。但若以此为标准来鉴证一切诗歌（尤其现代新诗），不合辙押韵，不字数整齐，不朗朗上口的诗便被排除在诗歌以外，那么，便和“四足兽就是马”的观点逻辑差不多。可悲的是，直到今天为止，这种“形式决定论”论断还在左右着当代读者的潜意识，现代白话新诗的进化虽已超过百年，却依旧未取得应有的合法地位，诸多优秀诗作在当代普通读者心目中甚至连AI创作的打油诗，肤浅虚浮的朗诵诗的地位都赶不上，是到了该给“诗”这种文体重新命名的时候了。

    那么，究竟怎么才能给“诗”一个“合法性”命名呢？当然是按照马克思主义观点，本着内容先于形式，内容决定形式的原则找出各种类型诗歌的共性，才可有的放矢，仅仅按照传统的诗学理论进行所谓的加工、整合，扬弃，最终都会弄成大方向错误前提下的“折衷品”。因为古诗词时代的所谓理论，只是按照其当代的社会需要对某种类型诗歌所做出的总结罢了，这种代代相传的约定俗成并非是站在诗作为一门艺术体裁的普遍性立场上做出的一般化命名，都是片面化的以偏概全。不但形式上的“合辙押韵，字数统一”只代表了极少数的一部分诗歌体例，在内容上也有失片面，比如代代相传的“诗言志”，流传的原因无非两点，其一，权威人士发言（出自《尚书·尧典》中记舜的言论，诗言志，歌永言，声依永，律和声。），其二，科举考试中的统一题材范围。事实上，言志诗也同样只是诗歌中的很小部分，具备言情，说理，讲智，咏美，批判功能的好诗，每个时代都积存下不少经典，只不过年轻人考科举当然应以励志诗为主罢了。但这些特殊时空条件下形成的诗学标准和具体的诗歌创作是不合拍的，这便造成了诗歌和诗学理论之间的偏差，以至于直到今天为止，我国的诗学理论根本指导不了实际的诗歌创作。

    诗歌的内容：个性化、形象化、戏剧化的世界观

    什么是诗？如果从内容上给诗歌命名，诗就是形象化了的情和思，是诗人的个性化世界观得到了形象化、戏剧化的表现，形象化是文字成为诗的前提，戏剧化是让诗产生意味的前提，世界观是诗歌的表达范围。为什么将诗歌的内容确定为世界观？因为若我们对全球范围内的古今诗歌做一次全面梳理，轻易便会发现，诗歌的表达所涉及到的素材几乎触及到了物质世界的任何一个层面（甚至包括被想象到的虚拟世界。），而诗歌的呈现主题也囊括了关于人类精神层面的任何一种情绪和思考，甚至还有潜意识里的感觉和感受，因此，妄图对诗歌的内容作出人为化具体规定，都和数清楚天空的星星差不多。但这些琳琅满目的题材却都有一个共同点——抒情性，因为所有诗歌都是来自创作者的心灵异动，都是外部世界的变幻触动了心灵，并引发了诗人固有看法的改变，从而“生产”出来的“心灵异动产品”。虽然创作者有时感觉不到自己在抒情，似乎在无意识地诉诸身体里的感觉或直觉，这也只是潜意识对更远处的一场触动的酝酿加工罢了，无缘无故的诗是不存在的。因此，虽然诗歌的题材涉及人世的方方面面，但我们也只能给它局限在与抒情性相关的方方面面，这个广泛性题材只能是世界观。“世界观”是人对世界的总体看法，但世界观以诗人创作出的作品形式出现的时候，它就成了一种态度，有态度就有一定的抒情性，无论抒情诗，哲理诗，智性诗都有一定的抒情性。虽然有些智性诗从中看不到作者的态度，只是把这种“态度”交给了读者罢了，比如，“鹅鹅鹅，鹅，鹅，鹅，曲项向天歌。白毛浮绿水，红掌拨清波。”就是一种自然观，是创作者对自然和美的态度，再比如“敕勒川，阴山下。天似穹庐，笼盖四野。天苍苍，野茫茫，风吹草低见牛羊。”不但是自然观，还是一种天人合一的人生观。人生观（爱情观、亲情观、）、价值观、自然观、社会观、历史观，乡土观、审美观、启智观等等都是世界观的组成部分，只要与真、善、美有联系的任何一种“观”，都是诗歌的表现对象，都能令诗歌产生抒情性。但虽然诗歌在表现世界观，世界观却不一定等于诗，还要遵循以下条件：

    个性化

    当诗人对世界的看法与态度与众不同时，写出来的作品才有价值，一首人云亦云的诗是无法感动读者的。诗歌尽管有时候也可以表达普遍性情感和观念，但要么这种题材是第一次用诗的形式去表达，要么是采用了独特的表现手法和素材。比如，当大多数人认为爱情就是长相厮守时，秦观的“两情若是久长时，又岂在朝朝暮暮！”便感动了无数读者；同样的，当大多数人认为爱情就是柏拉图时，舒婷女士的“与其在悬崖上展览千年，不如在爱人肩头痛哭一晚”便又震撼了无数心灵。

    形象化

    什么是形象化的诗歌语言？就是诗人的情感与思绪通过打比方的形式说出来，比如，“这个女人很漂亮”就是抽象语言不是诗，无论改成几个字，换成什么韵都不是诗，因为它只具有可理解的意思，却不具有可感受的诗意。但说“这个女人像朵花那么美”时就是形象的，就是诗了，因为这句话不再是用是与否回答的一种答案，而是人人可感受的一种艺术形象。但当情与思比较复杂繁琐时，往往要选择用一件事影射一件事，一段场景去隐喻另一段场景的手法来表达，这便是侧重于整体的象征与隐喻，直接说出来，仍旧是种抽象的意思，是文不是诗。

    戏剧化

    当第一个人说“女人像朵花”时是诗，但当第二个，第三个人说时便成了陈词滥调，因为产生诗意的那种新奇性消失了，因此，形象化只是文字成为诗的基础条件，却不一定能让一首诗成为好诗，所有的好诗都有一个必要条件——人生之如初见般的新奇与惊艳，这便是戏剧化。何为戏剧化？就是一种“近乎不可能的巧合效果”，也就是俗话所说的“无巧不成书”，事实上这种巧合并非事实上的巧，而是一种创作手法，是作者有意让两个不可能相遇的事物相遇了，并达到了让人诧异或惊叹的神奇效果。我们都知道比喻的价值在于“远”，这个“远”并非一种时空距离的远，而是一种本体与喻体之间“相反相成的逻辑距离”，也就是苏东坡所言的“反常合道”，用句俗话说就是“两个八竿子打不着的事物恰到好处地结合了”。一句或一段形象化文字只有具备戏剧化时才有可能是令人惊艳的好句或好诗，如“醉卧沙场君莫笑，古来征战几人回？”，“一封朝奏九重天，夕贬潮阳路八千。”，“横眉冷对千夫指，俯首甘为孺子牛”，“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遍身罗绮者，不是养蚕人”，“四海无闲田，农夫犹饿死”等等。

    一首诗的真正价值是由诗人的世界观决定的，诗人的世界观所站的立场越高，诗歌的境界便越高，世界观的高度决定着诗人的品级，对于文学史也一样，诗歌在言世界观中走向高潮，在言人生观中滑向低谷。这也是“新生代”之后的诗歌无人问津，无法产生“朦胧诗”一代影响力的原因所在，这不是偶然，而是必然。

    诗歌的形式：诗是一种节奏化、旋律化的分行体。

    对诗歌在形式上命名，必须站在古体诗、律诗、长短句、白话新诗都是诗歌体裁中的一个组成部分的前提下进行，并从中发掘出它们的共性，才是有关诗歌形式上的一般性命名，否则难免陷入顾此失彼的争议之中。

    旋律化与节奏感

    无论是隋唐之前的古体诗，科举之后的律诗，长短句宋词，还是现代的自由体新诗，都有一个共同点——分行，诗歌为什么要分行呢？只有一个原因：诗歌是一个有节奏感的旋律体！因为有节奏感、旋律，才令读者产生阅读快感，否则，若仅仅为了意义，只需标点符号就够了。只不过古体诗、律诗、长短句的旋律化要求相对更严格一些，节奏感有硬性规定，现代白话新诗要求更松散、自由一些罢了。但不能因此说现代新诗就是不讲究节奏感、旋律化了，只是现代新诗在形式上更强调“内在韵律”了，但耐心的读者还是能感受出来的。

    《拍黄瓜日》

    【隐娘】

    你上网，他剥蒜

    我做饭

    我们像番茄、鲤鱼和豆腐

    被炖在一起

    鱼汤日。新鲜、优美而混沌

    现在它被火车带走了

    一起带走的

    还有公园猫、貔貅玉

    蒜茄子、鸡爪子、对半分的橘子

    D盘里的高颧女

    E盘里的陈冠希

    人生何其短。今日乃是

    拍黄瓜日。碧绿又清明

    空荡荡的屋子

    我手起，刀落。

    节奏感就是现代诗人用诗的形式说话的语气和语调，也是作者创作个性的一部分，因此，并没有硬性的“共同标准”，但它也是让诗性文字变成一首诗的标志所在。以上这首口语诗并没有花里胡哨的修辞，也没有严格的韵律（只是照应），全是一种“家常话”，但即便如此，还是可令读者感受到一种俏皮、明快、爽口的阅读快感，这便是“节奏感”带来的魅力，连著名诗人陈先发都惊叹道“为我所不能”。

    有机化

    “有机化”是一首诗词与物结合到一切的产生原理，就像一棵树长出枝丫、绿叶那样自然而然，尤其现代新诗，古诗词那种明显的起承转合都被更幽微更隐蔽的“内结构”所取代了，这种“内结构”所依赖的就是物象关系之间紧密有序、错落有致地铺展开来的“有机化”，形象一点说就是一首诗身体生成的“伦理关系”。物象之间的“有机化”组合是一首诗经得起推敲的根本，不具备“有机化”的诗是不耐“嚼”的，在这方面，古诗词由于受到格律的限制是不及现代新诗严谨的，如这两首名诗：

    碧玉妆成一树高，万条垂下绿丝绦。不知细叶谁裁出，二月春风似剪刀。（贺知章《咏柳》）

    碧玉妆扮成的绿叶能用剪刀裁剪吗？这便是管头不顾腚，“碧玉”的修辞是现实主义比喻，针对的是“绿”，而“春风剪刀”则是超现实的拟人，形容的是惹人怜爱的生机，二者本就是两首诗，前一句和后三句的结合不是有机化的。而且，“一树高”本就是不入门的机械化用法，你可以用“三丈”，“两丈”，“百尺”，却不能说“一棵树像一棵树那么高”，等于什么都没说。

    黑云压城城欲摧，甲光向日金鳞开。

    这两句也不是“有机化组合”，上一句是超现实主义象征，后一句是现实主义比喻，两句组合到一起，成了“狮身人面像”。

    和谐化

    如果物象之间内在的和谐是一种“有机化”，外在的和谐就是一种“统一的图案色调搭配”，比如“豪放派”惯用天空、大海、高山、长河、落日、大漠，但婉约派就惯用风、花、雪、月，小桥、绿水，人家，为了营造出一种整体的和谐场景。

    具体化

    所谓具体化，就是更准确说出事物的形状、类别、范围、程度，比如山羊或绵羊比羊具体，黑山羊或白绵羊比山羊或绵羊具体，以此类推。

    以上这些都属于各种类型诗歌形式上的共性要求，还有很多属于不同类型诗歌的“个性化要求”：

    精炼

    “精炼化”是一个相对概念，可理解成同一句话尽可能用节省语言的方式表达，但并非针对所有诗歌。有时候还非“啰嗦”不可，比如，于坚的《0档案》，若为了意义着想，完全可以是省略掉百分之九十九，剩下的用“……”就可以了，但若那样的话，一首诗的质感便不存在了。还有雷平阳《澜沧江在云南兰坪县境内的三十七条支流》，写三条、五条，十条、八条河流不行吗？看似意思没变，“意象”却变成了“物象”，在现代新诗中，“啰嗦”的难度有时比精炼更高。

    含蓄

    若在全球经典诗歌作品中做一项调查，直白的比例远大于含蓄的，这是什么原因？不仅仅是“曲高和寡”的问题，而是故意强调含蓄的时候，很容易造成“句深诗浅”的缺陷。唐诗之所以成为五千年诗歌之冠，并非因为含蓄，而是恰恰相反，是靠通俗解放了诗歌的意境。因此，一首诗是否需要含蓄，完全靠灵感到来的第一句，诗歌的身体它说了算，写作者说了不算。

    优美

    优美也并非针对所有诗，优美对于相对浅显的抒情诗和智性诗更适合一些，对于抒情性强烈的情志诗，隐晦的智性诗，深刻的哲理诗并不适合，真正适合后者的风格是凝重或朴素。

    流畅

    对于现代新诗而言，流畅的诗大都是朗诵诗，一首底蕴深刻的诗如果朗朗上口，可能底蕴要消失了，因此，越是深刻的诗越要做“防滑处理”。

    诗歌的定义

    在对诗歌的共性和个性全面分析过之后，我们可以给与诗歌一个明确定义了：何为诗？诗就是诗人形象化的世界观，是诗人个性化的世界观用形象化、戏剧化手段呈现出来的有节奏感、旋律感的分行体，是在灵感促动下，诗人一场心灵异动的结晶体。

    还有一种介乎于诗歌与散文之间的“诗”（或文）散文诗，究竟归入诗还是散文至今还在争议之中，因为，它是不分行的，要因它具有诗性而归入诗歌，那么，关于“诗歌”的定义就要分成“诗”与“诗歌”，要归入散文，“诗”与“文”在内容上似乎便没有了任何区别。此外，还有“寓言诗”，“杂文诗”，既不需分行又跟散文诗还有分别，也许未来一段时间，诗歌将被迫分为“广义的诗”和“狭义的诗歌”的两种了，那么，本文对就是对“狭义诗歌”的命名了，广义的“诗”可能要将有关形式的命名全部省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