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安石和苏东坡都是唐宋八大家的代表人物，即是诗文并茂的诗人、散文家，又是学富五车的学者，更有趣的二者还是一对政坛上的欢喜冤家，有关他俩的轶事民间流传甚广，一方面得势时相互攻讦，另一方面不得势时又相互搀扶，虽是政坛敌手但不碍私交。王安石曾多次罢免过苏东坡的官，但在他身陷囹圄之刻又积极伸出援手，而王安石病退乡野门前冷落之刻，唯一还上门与之把酒谈诗的还是苏东坡。更有趣的是二者还犯过同样的错误，费力不讨好地替人家改诗，沦为千古笑谈。不过“历史判词”并不一定就是正确的，且这一“判词”很可能是中国小文人走不出国门的病根所在——爱耍感性的小机灵却忽视理性的普遍性，那就替他们一辩。

  案例①王安石任宰相时，当时潮州（当今的广东）有位文人去拜访王安石，并要求王安石为他改诗，原诗是这么写的“明月当空叫，黄犬卧花心”。王安石一看这诗就笑了，明亮的月亮怎么会叫呢？黄狗怎么能卧在小小的花心上呢？于是他提笔将这两句词改为了“明月当空照，黄犬卧花荫”，他感觉合情合理，那位潮州人看后笑笑，一言未发。后王安石游历南方，来到了潮州，他暂时居住的地方有一个很大的庭院，里面的花开得很艳丽，有一个花农在忙碌着，王安石便询问花农：“老农，这是在做干什么？”花农回答：“我在捉虫子。”王安石就很好奇：“你的花开得这么好，怎么还会有虫呢？”花农回答：“有一种虫叫黄犬虫，它很厉害的，它喜欢啃食花心，花的茎部还会流脓，被它这一折腾，花就活不了了”。花农话音刚落，王安石就想起了数年前那个潮州文人让其改的诗，原来诗中指的“黄犬”不是指黄狗，而是指黄犬虫呀，王安石为此感到很不安，当夜他睡不着，让当地人陪他去散步，当时天上的月亮很明亮，寂静的夜里传来婉转动听的鸟叫声，一般的鸟儿都不会在半夜时分鸣叫，王安石感到好奇，便问：“这鸣叫声是什么鸟？”当地人告诉他：“这种鸟叫明月鸟，越是明月当空的时候叫得越欢。”王安石才知道那句诗中的“明月”指的不是天上的月亮，而是明月鸟，而当时那个潮州人并未告诉他这个情况，估计还暗笑他将近十年的时间了吧。

历史判词：知识是无限的，但人的大脑却是无限的，对于不知道的事物要心存敬畏，否则难逃被耻笑的尴尬，即便一代名相王安石也不例外。

   案例②所谓吃一堑长一智，王安石吃过“明月”“黄狗”的苦头后，可谓有得有失，气闷之余也让他想出了一个对付比之才华更胜一筹的苏东坡的办法。他知道苏东坡没去过黄州，不知道黄州菊花落瓣的事，便写了两句“西风昨夜过园林，吹落黄花遍地金。”的《咏菊》诗置于案头，命人去请苏东坡，东坡来时他却特意避开不见，为东坡改诗制造机会。苏东坡看后，不以为然，心想，荷尽已无擎雨盖，菊残犹有傲霜枝，菊花如何落瓣呢，怎么会“吹落黄花遍地金”呢？于是依韵续诗两句： “秋花不比春花落，说与诗人仔细吟。” 王安石见到续诗，对子瞻自作聪明恃才傲物很气愤，知道他不晓得黄州菊花落瓣，于是密报天子，贬他到黄州当了个团练副使。苏在黄州当官一年，一日重九之后，苏东坡与好友陈季常到后花园赏花，不禁大吃一惊，只见菊花棚下，满地铺金，校上全无一朵。至此方知，同为菊花，竟也有落瓣与不落瓣之分。

历史判词，同上

“案例分析”：

   这两个“案子”同出一辙，都是“借特别蒙混一般”的“欺诈案件”，只不过所得利益是看不见摸不着的“名”罢了。管一种鸟叫“明月”，管一种虫子叫“黄狗”，这只是潮州这个小地方的“草根叫法”，对于“五里不同风，十里不同俗”的中国来说，这些叫法都不具有普遍性的。而针对“文章千古事”的为文者来说，是没权利把这些草根称谓直接纳入诗中的，这不仅仅是意味着欺人，更意味着“欺世”，试问连子孙后代都欺骗的学问家，能赢得后人尊敬吗？同理，菊花落瓣也是黄州地面的独有风景，大多数地方的菊花是不会被西风吹落的，作者也没权利直接写入诗中欺骗世人。

鹰之“判决书”：

   潮州文人的“明月当空叫，黄犬卧花心”，王安石的“西风昨夜过园林，吹落黄花遍地金。”，都是典型配画诗，不能离开特定画面的补充说明孤立存在，作者没权利省略画面、地名注释，用《咏菊》、《吟月》、《说狗》之类一般性标题示人，这是典型的欺世盗名之举，因此本庭宣判：

潮州文人“明月当空叫，黄犬卧花心”一诗发表无效，需配上潮州“黄狗虫”、“明月鸟”画面，并加以注释方可继续发表，潮州文人收到此判决书十五日内向王安石丞相郑重道歉并消除影响，对该诗发表刊物编辑警告记过一次。

   王安石“西风昨夜过园林，吹落黄花遍地金。”一诗发表无效，需配上黄州菊花落瓣画面并注明“黄州”字样方可继续发表，王安石收到此判决书十五日内向苏东坡大学士郑重道歉并收回贬谪苏学士黄州的奏章，自请罚俸一年；对因其丞相多处为其发表的刊物主编、编辑行政记大过一次，扣发当年年终奖金，写出深刻悔过书后，留岗察看一年。

延伸阅读

   以上虽为笑谈，旨在逗诸君一乐，但留给后人的启迪却是深刻的。众所周知，中国诗歌一直走不出国门的最大病根就是不具有“普遍性”，只可在小圈子范围内把玩互动，却不能让读者在一般性阅读状态中鉴赏。虽看起来奇诡实则形同配画诗，不能离开特定的画面补充、地方性注释而孤立存在，一旦把其放在一个更开放的阅读环境中那种“新鲜感”便不复存在了。而编辑正是那个对“一般性”做出裁决的“判官”，作为作者当然可以随心所欲天马行空乱写一气，但编辑却要对读者的开放性阅读负责，因为读者不可能在先去查验一遍作者特殊创作背景的前提下再去读诗，如“更多时候，一只蚂蚁在吃大米饭”，这让不产大米、不吃米饭地方读者怎么理解呢？难道是专吃大米饭的宠物蚂蚁？又如“我爱云南，因为其他地方都不爱”，这种草根性的调侃若发到国外刊物，人家会怎么看国人呢？因此，百年新诗是到了该为诗歌的普遍性理性负责的时候了，若说让他们对“吹落黄花满地金”之类的简单小诗将就容忍还有情可原的话，让他们对“黄狗卧花心”之类的高难再去容忍却是说不过去的，久而久之他们只好选择不读。

注，以上故事为百度资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