制度人

——韩东《知青变形记》读后

韩东一直是一个囿于或者限于个人经验的作家，也就是说，他的写作与他个人的经历有着非同寻常的关系。尊重已知和敬畏未知，长期以来使韩东的小说一方面呈现出诚实品质，另一方面也因过于私人而为倡导“普遍”和“宏大”者所诟病。在第一部长篇《扎根》后记里，韩东或许针对这一点提到了他的小说观念，即“把真的写假”。

长期以来的韩东就是这样，他的小说并无一波三折、惊涛骇浪的故事，亦不在文本形式上苦心孤诣，更不会在语言和结构上制造惊吓效果。他娓娓道来的一路，并非“怎么道”和“道什么”，而是全副武装集中精力于“娓娓”之上。从这一点来看，《知青变形记》于继承之际也打破了他的个人传统，那就是这是一部可以提供“故事梗概”带有传奇色彩的小说，以至于那些用以评判故事的诸如“曲折跌宕”、“环环相扣”、“引人入胜”，甚至“离奇荒诞”等词汇作为这部小说的修饰语而当之无愧。在阅读层面上，当然就是能够一口气读完。

有必要提请注意的是，上述并不表明韩东堕落为一名信口雌黄的胡编乱造型小说家。他仍然保持着审慎、严谨和冷静的态度和风度。《知青变形记》中的所有叙述在我看来都是真实可靠甚至是有案可稽的。故事内核在《扎根》中曾经出现过，而大面积的细节则源于韩东的少年经验，至于情节推演和叙事动力，则全部依附于最真切的日常生活。

也就是说，韩东不仅延续了他诚实的品质和卓越功力写出了一部荡气回肠的小说，而且也书写了一个传奇故事。几乎所有传奇故事都有一个必备要素，那就是戏剧性，而戏剧性在这个时代就是影视价值。关于“戏剧性”，半个世纪以来，在这片神奇的国土几乎处处开花无需任何修饰，我们有幸生逢一个“大片”时代，只是无人拾掇，韩东或许填补了这项空白。总之，本人阅读《知青变形记》的整个过程有如观赏电影，电影的情节如下：

在上个世纪六十年代，一个叫罗晓飞的城市青年因为国家和家庭的关系被下放到农村。在原始的体力劳动中，他只能对食物和性或叹息或惊喜。为了接近同为下放知青的女友，他积极要求去照看生产队的耕牛，然后被冠以强奸母牛破坏春耕的罪名被拘押，并有被判死刑的可能。与此同时，村里一户人家发生了命案，哥哥失手打死了弟弟，为了不使有限的劳动力减少，为了使悲剧之后的悲剧不再发生，罗晓飞与那个死者被当地村民掉包而出，前者全面接收后者的妻儿和社会关系，并以死者的姓名和身份继续生活。在返城大潮中，罗晓飞也曾想过恢复“原身”，但以失败告终，最后接受了命运，用个人生活完美地实践了已经过时的“扎根农村”的最高指示。

在罗晓飞的命运轨迹里，不难发现，他完成了以下几次“变形”：由城里人变为农村人（下放制度），学生变为农民（知青制度），男人变为女人（工分制度），无辜者变成奸牛犯（司法制度），罗晓飞变成范为国（宗法制度），被迫的范为国变为虔诚的范为国（道德制度）。变化的最终结果是，二者融为一体，归位于一个“人”而已。

注意，在罗晓飞的一系列变化中，我反复提到的制度，惟有最后的觉悟性变化，与制度无关。而那些制度已被历史一再证明是不公、荒谬和漏洞百出的。按理说，对制度的控诉和批判应该是当年制度幸存者理应做的事情，可惜三十多年来，我们并没有看到过这样的作品，而恰恰是对制度的撒娇贯穿了三十年来的整体写作。劫后余生的弹冠相庆和死者长已矣的悲欣交集才是主旨。“伤痕”以及“寻根”皆与之息息相关。就是撒娇，舍此无他。

不过，话说回来，无论好的制度还是坏的制度，无论是政治制度还是文化的、道德的抑或情感的制度，它或许能改变人的命运，但改变不了个体和制度的“天然”关系。罗晓飞的命运或者韩东想提醒我们的也许就是这一点，我们不仅被制度摆弄，有时也是制度的产儿，一如罗晓飞的儿子银针的出生（革命主义破腹产）。换言之，我们每个人都是制度人，我们跳不出自身的有限，跳不出自己所置身的时代，跳不出地球（礼九跳出了），我们的一切变形过程都是拜时代和制度所赐。在这一点上，韩东与卡夫卡的《变形记》中异化主题倒是一致的。罗晓飞与K并不无奈，对他人对社会亦无深仇大恨。他们只是无力，而且这种无力除了苍凉除了让人热泪盈眶，还具有微弱而又强劲的生机，而这一生机指向的又是无比黑暗的绝望。故，范为国（罗晓飞）在给罗晓飞（范为国）上坟时喊出了“人生一世，草木一秋”的古老箴言，场景如庄生梦蝶般飞舞蹁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