窝里斗和制片人挑起的同行不合

    张雅文就电影视《盖世太保枪口下的中国女人》版权一事发出控诉后，事情牵扯到的另一方赵冬苓女士专门开博，申明此事发生的缘由。有好事者看笑话，说：看看，你们自己都打起来了，怪不得编剧没地位挨欺负呢，原来你们自己就是一团散沙，互相咬。

    为此，著名编剧汪海林撰文，阐明他对此事的看法。

    在他这篇文章的后面，一些看客留言也很有意思，摘登如下：

    “当法律判决赵女士败诉，就说明了作为编剧在接受任何人的邀请做修改者时，一定要与原作见面，互相交流，当面商讨，原作不情愿不能授受。因为修改权在原作手里，不经原作授权是不能接受的。在这一点上赵冬苓有些不懂法，有私心，想占人家题材，结果两人在法庭上才见面，实在是教训。对于每一个写作的人都要吸取个教训，这个案例挺典型，可谓“修改权前的中国女人！””

    “问的好，这都是制片人搞的，实际上，说白了吧，就是制片人不想支付两个人更多的稿费，先拿一个编剧的剧本，之后又找一个枪手，稿费咋办？就整了这么一出，结果两个编剧咬了起来”

     下面是汪海林的原文：

汪海林

关于张雅文、赵冬苓之争的声明

    张雅文受邀在2008编剧维权大会上发言，她为自己维权打官司的事情早已不是新闻了。在这之前，她在各类媒体上都有过关于《盖世太保枪口下的女人》一剧的版权、署名权纠纷的陈述，在2008编剧维权会上，张雅文只是再次将陈述过的内容重复了一遍，她详细讲述了自己创作《盖世太保枪口下的女人》剧本的过程以及后来围绕此剧的相关官司的情况，这引起了赵冬苓的不满，赵冬苓反击张雅文，并攻击维权大会。作为维权大会的参与者，我想就这事谈谈我的看法。

    赵冬苓本人在文中也承认“尽管法院判我署名方式构成了对张女士侵权我也不服，但我仍然愿意以法院判决为事实基准。”那就是赵冬苓女士承认法院关于她侵权的判决，在这个基础上，我们可以进一步讨论一下这桩公案。

    维权大会那天，我本人没有完整听到张雅文女士的发言，但是，听说事后产生了争议，故把张雅文的文字和赵冬苓的文字都看了一遍。我认为，事情很清楚，张雅文是《盖》剧的题材发掘者和原创作者，赵冬苓是修改者，修改者在剧本着作权中是什么位置呢？因为我多次参加剧本修改工作，我很熟悉这里面的情况。在好莱坞这种工作称之为“剧本医生”。修改剧本有一个原则，剧本医生做的工作再多，也要尊重原作，原作者始终是第一位的，这是起码的职业道德。

    我曾经做过《红墨坊》、《圈子圈套》（后改名《魔方》）、《狄仁杰与武则天》等剧的剧本医生，都没有在编剧上署名，尽管其中有些戏是推翻性的改动。

    这次维权大会，有一个编剧的自律公约，媒体都关注维权声明，对自律公约关注得少，我建议赵冬苓女士看看自律公约，公约中提出“尊重编剧同仁，反对互相拆台”。

    赵冬苓女士对编剧维权好像有很多意见，你也是编剧的一员，我们可以就编剧行业内的基本规范和维权大会这两个问题探讨一下。第一：如果不是张雅文去发掘了《盖世太保枪口下的女人》的故事原型，资方、赵冬苓女士都不可能参与到这个作品中来，原始创意和原创作者是必须尊重的。某杂志要出版该剧的剧本，赵冬苓女士为什么要编辑去问导演，难道赵女士自己都回答不了自己作品的版权问题？版权没问题的编剧绝不会让编辑去问别人，自己还不清楚自己的事吗？第二：编剧维权大会没有谴责赵冬苓，大会只是提供了编剧说话的平台，张雅文女士说的话，自有她自己负责，广大编剧也好，广大网友也好，支持谁反对谁，都可以自己作出判断。是非曲直，也不难厘清。

    在这里，我倒要问赵女士一句：有一天你的作品落到剧本医生手里，你会怎么想？编剧维权不光是向社会维权，还提到编剧内部要团结，要厘清相互间的利益关系，不能事事只考虑自己的权益，我认为，只考虑自己的人是不会参与集体维权的，也不会尊重编剧同行的。在维权声明中，我们提到尊重作品的完整权，这不是空喊口号，包括赵女士的作品在内，都存在其作品的完整权受侵害的可能。如果环境是这样，我们编剧就更应该从自身做起，保障自己和同行的作品完整权不受侵害。

    我认为，在维权大会前，这件事处于纠缠不清的状态，目前，至少有一件事我们可以达成共识，即：尊重原作者，尊重原创。这件事如果让赵女士受到伤害，应该从伤害中得到这样一个教训。

    制片方在这件公案中负有一定责任，赵冬苓是实际受益方，这是不争的事实。我觉得，赵冬苓女士至少应该对张雅文的不幸遭遇感到同情，并反思自己在这个过程中是否事事占理。

    编剧维权大会不是宗教裁判所，它是一个公共的平台，编剧们之间的关系是平等的、民主的，赵冬苓女士如果有不满，欢迎参加下一次的编剧维权大会，在会场上自由地表达自己的意见。消除分歧，团结起来，这也是我们召开维权会议的目的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