普查回来,我便一头栽倒在宿舍床上，发起了高烧。治了一个星期之后，人便没有了知觉，摸摸身体都冰凉了。同屋住的周新德吓了一跳，连夜把我送到了省医院急诊室。值班医生折腾了多久，我不知道，据老周事后告诉我医生对他讲：人不行了，没法抢救了。他急得没法，便给叶华打了电话。叶华指示他立即送医大一院。同时，厂里也派来了车，把我从省医院拉到了医大一院。好一番检查之后，一院收下了我，没把我直接送太平间去。清醒的当儿我断断续续地听到医生说：得开刀。

    就这样，我的身上插满了各种管子。

    第二天，叶华前来看望我，传达了总编室全体同志的问候。这让我感到无比的温暖。据她说，已经打电报给我的父亲了。然而，爸爸却没有从沈阳赶来。十几年后，爸爸妈妈有一次当我的面绊嘴我才知道，爸爸收到厂里发去的电报后没有告诉妈妈。我妈说：你不去，你要跟我说了我去呀。孩子这一辈子三次差点死了，你都不在他的身边，你不愧呀？！爸爸对这个质问的回答相当无力：不是忙嘛。这一切都是我后来知道的。当时，我在医院的床头上摆的鲜花和水果都是总编室的同志们送来的。很快，我被推进了手术室。经过五个半小时的大开颅手术，拿出了五个瘤。李医生在手术中间一直与我交谈着，看我的面部神经是不是有变化。她以为我是演员，生怕碰着了神经，那样就没法演戏了。呵呵。那个时候，长影的神秘和电影的神秘使外边的人以为只要是长影的人就都是演员。手术完了，她把五个瘤让我看了，都有大姆指盖那么大。她说：再不摘除，你的命就没了。

    手术后我昏睡了整整一天一夜。天一亮，我竟然自己下床了。这吓坏了护士。她们怕我站不稳摔跟头。象我这种大手术的人起码应当在床上躺一个星期才成。可是我躺不住。拆线后，我就逃出了医院回厂里去了。医生查房没有找到我，把电话打到了厂党委，党委办公室立即追问到总编室。这时他们才发现我已经回到班上去玩了。叶华非常生气，命令我立即回医院去并且要向李医生做检讨。我回到医院，李医生的气还没消，声色俱历地说：你在这儿得听我的。如果你不听话，那你明天就出院！我说：您别生气了。我觉得没事儿了才回厂里的。要是有事儿，我不还得回来吗？让我躺在这儿我得憋屈死。她说：那也得我说了算。我一看便软磨硬泡起来，希望能当个编外病号，不住院但是可以隔三差五的回来进行检查。她被我磨不过，便给我换了药，开了一张出院单，让我签字。我说签什么字？她说：签后果自负！我也不客气，挥笔就签上了。

    我终于逃出了医院。叶华一看我怎么又回来了？我把出院单交给她。她叹了口气，说：你呀，能什么能！我笑了：能还不对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