也许是“经济”困难造成的压抑太重了，所以大学里的气氛一下子“活跃”起来。各种能够放松的活动如跳舞、甩扑克、打麻将很快便风靡全校。一到晚饭后便在各个宿舍里摆出了麻将桌椅，一玩就是一夜。第二天起不来，便干脆旷课。那个颓废样用今天的话来说，简直像“垮掉的一代”。

    困难时期，人们只有用这种方式来排解枯燥的生活。

    到底是艺术院校过来的，班里很快便组成了以王熙元和戚廷栋为首的小乐队。当然是民乐乐队了，演奏得十分够水平。谁也想不到，我们班竟然能够组织起一台舞会。有一个周六，在师大的礼堂，我们班组织的舞会十分热闹的开始，海报是我画的。

    到1963年，学校开始“收复”失去的思想阵地，组织我们到农村去进行“社会调查”，并且开始组织“正面”的课外活动，即组织各种社团。这一点正中下怀，我们班的一些同学立即成为校话剧团的主力，并且上演了顾笑言写的一部话剧。校学生会组织革命歌曲歌咏比赛，在各系各班都是板板的立正列队合唱中，我们班独辟溪径的男生表演唱显得别出心裁，立即引起了轰动，成为特等奖的得主并且参加了长春市当年的五一游园活动的表演节目。

    热衷于各种社团活动，却不热衷于学习，这是我们班的特点。可是期末考试总得参加，这怎么办？我作为学习委员便有了责任，就是保证全班人人起码及格。开班会的时候我说：大家玩归玩，但是考试前的一个月必须听我安排。我安排的办法即是大补习，即全班同学集中到一起，听各科的科代表讲重点。考一科讲一科。结果全班考试通过。这让系里边十分的奇怪，这么让人头痛的一个班居然没有不及格的。他们哪里知道，我们这个班根本不屑于死记硬背课堂上的讲义。因为在长春电影学院里打下的底子就是民主讨论，而不是课堂上的贯输。

    别的同学怎么想的我不知道，我自己心里十分的明确，即：课堂上讲的全是过时的知识。新的知识、前沿的知识全在图书馆里。上大学，关键在自学而不在于背老师的讲义。上大学学什么？学做人！也就是学思维方式和处理问题的方式。如果还按高中的学习方法和方式去读大学，肯定什么也学不到。

    事实证明，“垮掉的一代”并没有垮掉。

    后来，我们班毕业的20个人都用自己的工作成绩检验了在大学里锤炼自己的一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