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春电影学院共分五个系，总共才150名学生。

    我所在的是电影文学系，说是“系”其实也就是一个班。全系共有32名学生。别小瞧这32个宝贝疙瘩，可个个傲得不得了。跟他们站在一起，我总自惭形秽。你瞧，有沈阳来的“文学青年”，有锦州来的“青年小说家”，还有哈尔滨来的“青年诗人”，他们在进校之前都有作品发表，有的还出版了诗集，惟独我纯粹白丁一个。所以常常感到自卑。

    自卑不如咬牙努力。

    于是我采取了“笨鸟先飞”的学习方法。我相信付出比别人一倍的努力，一定可以收获与别人平等的果实。那个时候，纸张缺得历害，我们连正规的教科书也没有，只有油印的讲义。我便把用过的讲义裁成64开，装订起来，随身携带，用它记看到的“好镜头”、听到的“好对话”、想到的“好构思”、学到的“好观点”……，这样的小本子一共记了六本。在油印的讲义上面再用蓝钢笔字记心得，看起来确实十分困难，常常是只有我自己才能分清楚字迹。这种情况，跟现在的年青人说起来已经很难令人置信了，可是那个年月我就是这样走过来的。

    班里办着一份壁报，名叫《红杏》。因为人才济济，我就只能是个投稿者了。班报的主编是郭铁城。几十年后他果然成了主编，主办过吉林省文联的理论期刊《文艺争鸣》。

    我也曾经试过笔，写了一部长篇叙事诗体的长诗《格达医生》，请班里的“青年诗人”指教。结果遭遇到了无情的嘲笑。这件事给我的剌激很深。我决定不再请任何人指导，而是埋头自学。那个时候我暗暗立下了一个宏志：出水才看两腿泥！可是毕竟没有生活，毕竟没有写作知识。所以第一年自由作业我写的电影剧本《普通劳动者》自然连中学生作文也不如。

    不过没关系，我继续努力看名片的剧本、大胆的请教老师、在课堂讨论中不怕别人笑话，独劈溪径地发表自己的看法。久而久之，我开始悟到了电影文学的内在规律。

    胜利，往往在咬牙坚持一下的努力之中。

    因为长春电影学院的教学方法与任何艺术学校都不一样，完全是在实践中学，到片场去、到生活中去、到资料室去、到展览会上去。正是在这样的氛围中，我接触到了当时刚刚兴起的法国新浪潮的影片和抽象主义的绘画，接触到了苏联“解冻电影”，同时也在农村、工厂、部队、学校等第一线接触到了真实的生活和劳动。至于看过的影片和听过的影片分析更是不计其数。

    第一学年，我的各科成绩是全红的五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