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没到北安之前，我想象不出那里竟然是一个极其荒冰凉和寒冷的地方。

    1950年残冬的北安火车站，那还是一座只有三间屋大的票房子，下了火车离着城里还有不少于八里地的路。北安全城分东西两岗（也许是南岗北岗，记不准确了），两岗之间是庄稼地。后方医院设在西岗，原来是日本人建的二层小楼，日字型。我们住的是原伪州国北安省的广播放送局旧址，丁字型的平房。

    朝鲜战争的形势发展得很快，伤员整火车整火车的运来。我不怕见伤员，因为打“清风店战役”的时候我在老家我就曾经为他们送过水，家里的炕头上也躺过缺胳膊少腿的伤员们。只是，那惨叫声十分的碜人，特别是夜里能够在空旷的西岗一带传出去很远。医院的院外有一大片坟地，是那些没有抢救过来的伤员的墓地。

    爸爸和妈妈把我和姐姐送到位于东岗的北安小学。

    北安小学不大，印象中当时也就是有一圈半口字型的平房。因为它在东岗，所以我和姐姐每天都要顶风冒雪地走不少于八里地去上学。往往还没走到学校便差不多快冻僵了，书包经常掉在半路了都不知道，只好在发现丢失后再顺路回去捡。

    念了不到一个月。大约到了四月份，爸爸说：你到大连上学去吧。

    大连？大连在哪儿？爸爸说：在南边，靠着大海。我说：行。妈妈问：为什么？爸爸说：因为那是苏联军港，归苏联管。美国鬼子不敢打大连。虽说它离朝鲜近，但是可能更安全。妈妈说：谁送他？爸爸看看我说：你自己去，行吗？我说：行。就这样，我揣着介绍信和五万块钱（也就是现在的五块钱），出发了。妈妈此时哭了。盯嘱了我好多话。我没有哭，只有兴奋。上了车，见着妈妈和姐姐跟着车跑的身影，我拼命地摆着手，那一刻我根本不知道前面等待我的居然是从此之后的彻底独立，而且从八岁开始。

    蜻蜓点水一般的北安小学，由于战争，我来了；也是由于战争，我别了。

    此时为1950年4月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