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小学[2]
离别八年的父亲终于有了音信。
于是,爷爷卖了两袋花生凑足了盘缠,带着我、姐姐和妈妈北上。在兴山(现今的黑龙江省鹤岗市)见到了我从生下来就没有看到过的父亲。那是1948年,一个寒风呼啸的冬天,手都伸不出去。记忆中,是个黑夜,天上正下着烟泡雪。
不知为什么,那天来接我们的是父亲的警卫员。
在父亲的安排下,姐姐进了兴山劳动小学,我怎么办?妈妈说你也去。就这样,我就又跟着姐姐去重念一年级。这所小学里主要的学生是东北电影制片厂和中国医科大学的职工子弟,还有一些矿工子弟。巧的是这所学校也设在一所破庙里,它给我留下的印象就是黑和冷。黑,是因为它的破败。好像是屋里堆放过煤炭似的,墙壁都不能摸,一摸就是一手的黑。其实,这是因为它座落在煤城的缘故,那个年代也不讲究什么环保,基至连环保的概念也没有,所以黑色的煤灰到处肆虐。从我的家到学校去要翻过一条铁道线,蹬上高高的煤堆,再往下一出溜滑下去便是我们的学校了。所以,往往是从家里出发的时候还是洗得白白净净的,到了学校就变成个小黑人儿了。冷,是因为这里的冬天奇长,每每达到零下五十来度,教室的中间烧着一个铁皮桶做的炉子,散发着一股我无法忍受的烧煤的味道,从小闻惯了烧柴草的味,一闻烧煤的硫磺味呛得我直个劲儿地咳嗽。那种环境,手都伸不出来,人又不认识,谈何学习的兴趣?
上学对我来说成了一件最痛苦的事。
不过,那个时候爸爸妈妈还顾不上管我。他们经过八年的离散,正经历着感情的重新磨合,相互的猜忌和矛盾使他们冷战不断。这中间妈妈还带着我和姐姐出走去了一趟哈尔滨,到我的大舅家去。对我来说,是串门儿;对妈妈来说,是睹气。后来,在大舅的劝说下,妈妈又带着我妈和我们姐弟俩回到了兴山。他们俩终于合好了。我就又进了劳动小学,接着受罪。不过,让我最高兴的是,可以疯了一般的在东北电影制片厂和中国医科大学乱蹿。这两个单位在小小的兴山算是最大的部门了。兴山,在合江省被称为革命的文化基地,所以一到节日和前方传来捷报,活动便很多,红旗招展、锣鼓喧天。至今,兴山给我留下的印象就是三个颜色:红、白、黑。红的旗、白的雪和黑的煤。
四个月后,我欢呼着再次辍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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