剧本《爸爸呀，妈妈呀》

    1983年的4月,于彦夫给我一篇报告文学看，名字叫《继母》。他说：你看看这个能不能搞个电影，咱们俩合作。票已经买好了，晚上就去北京。从他家回来我就紧急看这篇报告文学，看完了之后不知为什么我不大喜欢，学得它不如我早两天在《东方少年》上看到的小说《失去的春天》。前一个报告文学是写一个后妈克服一切困难取得孩子的信任，将他培养成为钢琴家的故事，后一篇小说写的是夫妻俩个闹离婚，根本不顾及孩子感受的故事。不过，导演相中了《继母》，我也就不好说什么了。

    但是,这个世界上巧合的事情实在是太多了。万万没有想到，巧合的事情发生在我们的身上，而且居然是接连发生两次。

    头一个巧合是，我们刚到北京，在老华侨饭店把行李一放下，便从饭店派发的报纸上看到一条信息，《继母》由上影的孙道临抓走了，他正在准备拍摄。这真是当头一棒。它早不登晚不登，偏偏在我们千里迢迢到了北京之后才登出来，好像被耍弄了一般,简直是给我们当头棒喝。于彦夫当时就要打道回府。我说：别的呀，既然咱们都到了北京，说什么也不能空手回去。于是，我跟他讲了《失去的春天》这个故事。他说：好，咱们就改成搞这个。他问我作者是哪的，我说是北京的，可以就近联系。我马上给北京文联的汪爱珠打电话，请他帮着我查一下这篇小说的作者。她立即对我说：他就是我们文联的。不过现在不在北京。得知我们要把他的小说改编为电影剧本，汪爱珠说我给你们打听一下，估计问题不大。很快，作者给我们来了电话，说他很高兴大导演能够看上他的小说，非常愿意与我们合作等等。我和于彦夫十分高兴，放下电话便开始动手进行剧本改编讨论。因为有作者的口头首肯了。我们将剧本定名为《爸爸呀，妈妈呀》。这个名字是一种无奈的呼唤。剧本进行的十分的顺利。可是，我们没有想到一个星期之后，也就是我们的剧本写作进入高潮，兴奋得手舞足蹈的时候，却突然接到了八一厂的一位女导演的电话，说《失去的春天》她已经抓了，而且天津电影制片厂即将开拍。当时，我一听就懵了。怎么这么巧哇？

    我们立即与小说作者联系，问他是怎么回事？他还是说愿意与我们合作，说那位女导演曾经跟他打过招呼，没有说死，云云。老于一听来了精神。他开始找电影局、找文化部相当的领导，非要把《失去的春天》从天津厂那边抢回来不可。这一下激怒了八一厂那位女导演，她也开始到处告状，说于彦夫是以大压小，用名导的身份欺负小导演，抢小导演的戏。这更让老于受不了了。这是哪跟哪呀？这仗越打越糊涂。最后都把北京市文联的相关人员牵扯进来进行说合工作了。最后，老于一气之下说：不干了！我于彦夫也不是指着这一碗粥吃饭。就这样，他当天晚上便回了长春。我留下来，开始搞《飘逝的花头巾》。

    这次失败，很明显是败在了信息不灵上。

    后来，八一厂的那位女导演在天津厂拍出了我们曾争夺过的那个题材的片子。不过，我没有看到。前些天我整理书架，重新翻出《爸爸呀，妈妈呀》这个剧本的底稿，匆匆地看了一遍，觉得还是挺有味道的，毕竟有于彦夫这位大导演的功力在里边。现在，老于已经作古，这个剧本也就尘封起来。尘封起来的还有那个时期的各种焦虑和争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