创作回顾

电影《抬头见喜》

    片名叫《抬头见喜》，可这部片子本身却并没有见喜。

    原本这是一部二十集的反映农村生活的电视室内剧，剧名叫《今天是个好日子》。作者是张猛等四位编剧，导演是张惠中。戏，在长影的的第六摄影棚里拍摄。照理说这事儿跟我没关系。可是这无关的事儿却偏偏由于一个偶然的机遇让我变得与它有关系了。一天，韩志君和宋江波两位分别主管剧本和艺术的副厂长把我找去，让我根据这个电视剧搞一部电影。我问:有这个必要吗？他们都说：农村题材有国家补贴，再筹点钱就能拍出来，这样咱们厂还能赚一点钱。这种与电影剧打交道的事我过去干过，没少吃亏，但那都是电视剧抢电影的题材。比如，柯云路的小说《新星》发表之后，长影首先抓到了拍摄权，厂里把改编任务交给我和导演常彦完成。于是我们俩便认认真真的工作起来。待到剧本写完了，却传来了中央电视台要拍《新星》电视剧的消息，厂里这个急呀，为此时任总编室副主任的梁恩泽三番两次的跑北京、跑山西，企图解决这个“撞车”的问题，然而中央电视台的回答是：小说发表了就是社会财富了，任何人都可以使用。这种逻辑真是让人哭笑不得。鉴于电视剧集数长，又是免费观看，电影肯定造不过它。时任厂长的闫敏军下令让我们煞车。我们的《新星》便白写了。这种事，长影碰到的还不是一回，例如《彩云归》、《今夜有暴风雪》、《都市风流》……都是长影要拍电影在前，电视台要拍电视剧在后，弄得影视之间打得不可开交。因此，大凡是听到哪个题材好，都得先搞清楚电视界是不是插手了，电视插手电影就立码躲开，省得找不自在。所以，这回倒过来，让我把正在拍的电视剧“欺负”一下，搞个电影出来，我便恐慌万分。

    领导指令了，成为任务,难也得干：“不难能找你吗？”

    我跟该剧的主演高秀敏聊了一个下午，又从张惠中手里要来了他们边拍边写的剧本，前后看了一遍。它是系列剧，没有一个完整的故事。电影这样干可不行，必须在一个半小时里讲出一个吸引人的完整故事。既然是“欺负”电视剧，便彻底痛快一下。于是我拉出了一个提纲，重新编了一个祖孙三代当村长的故事线索。我历来认为所谓改编，应当是即“改”又“编”。根本不可能“忠实”于原著，而且因为艺术载体不同也没有办法“忠实”。创作是一个极具个性化的劳动，即便是双胞胎来写同一个题材的故事，最后写出来的也肯定完全不同。在我看来，任何改编都不可能是复印，而只能是美学意义上的艺术形式转换。改编中，我把自己近十几年来到农村去采风的素材全都调动了起来。前后写了四稿，才确定下来，起名叫《红红的日子，火火地过》。

    剧本完成后由周炜导演。这是我与他继《拂晓前的葬礼》之后的第二次合作。此时已是2002年了。周炜觉得这个名字太长，把它改成了《抬头见喜》。我想，可能是他希望时来运转吧。然而，这部戏从一开始就注定它的不顺。戏还没开拍，女主演便崴了脚，骨折，不得不临阵换角；开拍八天，男主角突然胃大出血，送医院紧急抢救，医生说此人必须休养至少三个月，没法只得再换演员,已经拍过的全部作废重拍；在外景抢拍一场欢庆场面的戏，鞭炮放得多了些，兔场的老板不干了，找到剧组要求赔偿，说它家的兔子都吓得流产了；好不容易要关机了，在借用的一家写字楼里拍最后的一组镜头，出人意料的是十几万伏的灯光一下把灵敏的报警器骚扰了，几十吨的消防水突然喷泄而下，不但浇爆了灯具也把人家的十几台电脑浇成了废物，没得说赔吧……。这一切还都不算什么。最有力度的打击是片子送审之后，却接到电影局的一份红头文件通知：此片只做16毫米的小拷贝。周炜这个郁闷啊！宋江波直为他打抱不平：周炜怎么这么不顺呐？

    我知道这部片子最后抬头不见喜的根由。

    在这里，我只能说：中国的电影管理体制如果不来个彻底改革的大动作，中国电影不会有根本的转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