偷艺笔记[四]

想当初，楚汉两霸相争的时候，一定是刀光剑影、尸横遍野，绝不像我们今天谈论起刘邦和项羽来如此轻松，如此潇洒。《霸王别姬》这出国粹名剧留给我们的也绝不只是“胜者王候败者冠”的祖训，而项羽也由于对已经成为历史陈迹的刘汉王朝不再构成任何威胁，被我们这些不肖子孙封为盖世豪杰。

对此，谁有过心理障碍？没有。

然而，我们却常常从报刊杂志上看到这样的报道：某位师者愤怒的声讨某部描写某个朝代轶事的片子，指责它如何肆意编造历史而令他（她）的学生不知历史真相。于是，艺术家便接到了很负责任的正告：“不要误人子弟”；我们也常常从报章杂志上看到某个套上手铐的小流氓向电影或录相狠狠地咬上一口，声称他的犯罪纯粹是受了类似《加里森敢死队》之流的某部影视作品的恶毒腐蚀。于是，艺术家们便又接到了义正词严的警告：“不要教唆犯罪”！凡此种种。

呜呼！真不知罗贯中在世，是否扼腕！

恐怕国人皆知，盛唐有位名曰李白的诗仙曾经“借酒耍疯”，命令玄宗的重臣杨国忠为他脱靴、高力士为他砚墨，用“蝌蚪文”狂草国书，吓退渤海国使臣的故事。故事源自明朝冯梦龙编撰的白话小说《李谪仙醉草吓蛮书》。这是中国古代文学史上的一部小说名篇。恕不知，这个故事完全是凭空“捏造”的。对于冯梦龙的“胡编乱造”，我们至今没有听到哪位师者抨击它使他（她）的学生不解史实真相；而教唆那个小流氓犯罪的电影或录相恐怕也不只他一个人看过，怎么偏偏只有他受到腐蚀，而不见别人被抓进局子？

影视成了替罪羊。

没错。影视经常被那些拒绝清洗自己灵魂的人当成开脱自己的靶子，被赋与超出它的基本功能的沉重责任。“重大题材”面临的责任更甚，它除了要肩负着“革命传统教育”的重任之外，还常常肩负着“人物鉴定”和“修史”的重任。可谓任重而道远。

我们没有罗贯中作《三国演义》那般的潇洒。我们没有冯梦龙作《李谪仙醉草吓蛮书》那般的幽默。我们没有的恐怕还有，而且很多。

艺术成为政治的宣传品，必然缺少观众。

影视的“基本功能”其实只是娱乐，其他的一切功能均为附加。现在我们的问题是把附加功能当成了基本功能。基本功能却不见了踪影。如果我们也能像《虎口脱险》那样笑谈历史；像《辛德勒名单》那样反思历史；像《乱世隹人》那样表现历史，我们一定会有更多的优秀作品问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