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当年学电影[二]

老师说，要学电影就得拿片子“熏”。

于是，我们便像如今人们洗桑那似的，泡进放映室里“熏”起来。这种“熏”的正式名称就是我们上的“电影欣赏”和“电影分析课”。欣赏课。顾名思义就是看电影。看电影，谁不乐意啊？上这个课岂不跟玩一样吗？我们个个乐得屁颠屁颠的，正值青春期，巴不得发疯呢。这两门课每周两堂，一堂就是半天，至少看两部电影，而且都是那个时候最新出品的片子。比如，德国的《神童》、《科伦少尉》；苏联的《一个人的遭遇》、《雁南飞》、《未寄出的信》《士兵颂歌》，以及国内外一些早期的电影名片。老师说：看了不能白看，每个人必须要“记‘镜头’”。开始我们不明白“记‘镜头’”记啥，更不懂“记‘镜头’”干啥。看电影成了看热闹。老师吼道：你们是学啥的？学啥得干啥！外行才看热闹呢，内行得看门道。你看不出门道来，你就永远干不好这一行。吼得我们面面相觑。吼完了，便讲述了“记‘镜头’”的教学目的：说穿了，“记‘镜头’”就是学电影如何“修辞”。他举例说：比如写到“死”，你们看保加利亚拍的《穷街》、苏联拍的《沙漠苦战记》多么有意境。前者，用滴水的龙头慢慢枯竭表示他的血流尽，后者用小树弯下又强劲地弹回，喻意他死的不屈。龙头和小树都是修饰人物“死”的。而我们的电影，人物死都死不了，总是在那儿捂着伤口还没完没了的交待这个交待那个，说一大套社论式的台词。不要说生活中不可能，艺术上也不美。噢。原来如此。从那以后，我们看电影再也不瞎看了，总要从它身上扒下几层皮来夹进自己的“读片笔记”中去。

毕业以后，我的许多剧本都得益于这种“电影修辞”的培训。

到现在，我依然在“记‘镜头’”。记与不记绝对不一样。不记，是别人的，记下来便是自己的。知识就是这样积累的。

当然，看了片子再听影片的主创人员的讲座，那就美上加美了。这种课往往是互动式的。我们刚刚看完意大利的“新现实主义”影片《罗马十一点钟》，学校便请这部影片的译制导演李景超来讲课。她先听了我们的发言之后娓娓道来，对影片分析得细致如微。联系到它的片名，使我们对片子的思想和艺术，有了一个升华的认识。看完了《党的女儿》，它的编剧林杉、导演林农，都先后来到我们的“电影分析”课上讲述这部影片的创作。这就使我们从形象到理论一勺烩的熏了个透，也算是理论与实践相结合了/

不熏，就不会经历由“粗”及“细”、由“表”及“里”的嬗变过程。

老师说，早期的中国电影大师们都是靠片子“熏”出来的。其实何止他们，现在的新派电影人哪个离得了大量外国影片的熏蒸？

至今，我仍然受益于这种“熏”的成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