岁月有痕[我的故事之七]

有人问我：你觉得生活对你公平嘛？

我回答他：公平？那永远是乌托邦，别想！家里兄弟姐妹一多，便不可避免的会碰上父母的偏心眼儿，偏心眼儿的理由往往还冠冕堂皇，能公平吗？单位里利益分配的事儿一上来，便不可避免地遇到一碗水很难端平的矛盾，能公平吗？十个手指头还不一般齐呢！

1981年，我就遇到了这种莫名其妙的事情。

那一年，我有两部作品搬上银幕：《药》与《绿色钱包》。当年，省“影协”在评选“小百花奖”的时候，无论是单项还是集体，无一中奖。厂方将其它评上“小百花”奖的影片报送文化部参加当年的国家级电影奖评选。那时，电影还算作文化，归文化部管辖。结果，厂里接到了文化部电影局的来电，说报上去的影片无一能够入围，厂里当时不知所措，反问哪部能够入围参评？电影局来电回答：《药》和《绿色钱包》。厂里哑口无言。文化部的评选结果出来后，《绿色钱包》获文化部“优秀儿童影片”奖，这部影片中由吴大明先生作曲的插曲“春雨蒙蒙的下”还被收入小学音乐教材。消息传来，我自然十分高兴。可是，厂里却掀起了议论纷纷的热潮，有的人拍手称庆，有的人很不高兴，省“影协”的秘书长甚至还诘问电影局：这部影片凭啥获奖？于是，原本每每传来影片获奖消息便要开的庆祝大会，悄然无声的取消了；每每传来影片获奖的喜讯时厂内便悬挂的横幅庆贺标语，也不见了踪影。在北京召开的颁奖大会，厂里也没有通知我本人前去参加。

可能是这一耳光掴得太痛了吧？可这耳光不是我煽的。

我这一生从没有争过什么。无论是职称、工资、房子、稿酬，还是别的什么，更不要说荣誉了。我的作品已经拍了八部，才被荣幸的任命为编剧；也才荣幸的被评为“二级”职称，工资也才荣幸的晋升为125元。那已经是1985年和1987年时候的事了。一个登台露脸的虚荣有何可争？我信奉这么一句古话：“命里有时终须有，命里无时莫强求”。但是有一点我是牢记在心的：别人可以对你不公平，自己对自己却绝对不能不公平。于是，我买来薄酒一壶，对影自酌，很“阿Q”了一番：你小子，真行！

    人，还是需要点“阿Q精神”的。尤其是在无法得到公平的情况下，自己看得起自己，自己不抛弃自己，就会在任何何磨难中快乐的生活着。

    快乐，就是自己的一种心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