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看上去有些楞的女孩，但我觉得她的内心很纯净，能有这么灿烂的笑容的孩子，是让人放心的。）

终于过上难民营的生活，经过漫长的等待，出现在我们眼前的是一个比MINICOOPER大不了多少的超级小车。五个人都挤成了馅饼。来之前，黄老师恐吓我们说沿途大兵很难搞定，没有通行证，要我们凭三寸不烂之舌过关。事实上没有任何人阻拦，一路顺风。刘猛骑一辆小自行车接我们，看上去别提多可笑了。

台湾南投大地震后，很多有分量的研究数据报告出台，但这次汶川地震，我们尚难看到这样的事情，但刘猛就是一例。据他说，他特地辞职，专门过来独立研究。

昨天我召集去都江堰的同志开了个会，结果大家都觉得我神经紧张。我也意识到自己在沟通上的问题，往往问题说到了，但就是表达时有些情绪化。

（安置点虽然没满，但已经快饱和了。）

见到老谢，刚打了一个照面，他似乎如蒙大赦，立刻和我交接工作，回成都去了——毕竟是五十多岁的人了。我们开会研究了一下，现在最大的问题是工作合法化问题。本来刘猛在这里已经取得了当地政府的信任，但老谢这边可能太累，没有在搬家后第一时间和志愿者组织沟通，于是“阵地”被防疫中心心理援助站占据。我和刘猛吃了饭第一件事就去找防疫中心的人谈了谈，对方不是心理工作者，只是防疫中心的医生，她的后援是华西医院的心理医生。见她态度不明朗，我又找志愿者负责人白马聊了聊。她让我带着国家二级心理咨询师的证件和身份证再和她谈谈。结果对方态度果然变好。没想到这个二级证还真有点儿用呢。

（密密麻麻的灾民帐篷，很拥挤。工人正在挖临时的下水道。）

接着我召开了会（老谢一走，我就“理所当然”成了组长）。我宣布三件事：1.每天都要有碰头会，交流工作进度。2.我负责儿童组。3.小胡负责成人组。做出个决定我有些不甘。自己体会了一下，主要有两个原因我没有进成人组。一是我不想被小胡管，因为她长得太不像咨询师了——潜台词是我觉得她水平不够，但事实证明，我这是以貌取人，其实她是有相当的水平，她是我们这拨人里最早进驻，最晚离开的。（除了铁定要在这里扎根的刘猛以外。）她的坚强和成熟的心态都是让我汗颜的。二是我对人户访问多少有些不舒服，做咨询是“愿者上钩”。而我们目前做的其实是社工该做的事情。当然潜意识里还是害怕被人拒绝，这也是我的自卑情结的体现吧。三是我想做一些团体活动，而儿童的确是一个很好的对象，我手头那么多团体方案，不找个团体做实在太可惜了，而现在给灾民做团体，似乎又有些早了。最后，我觉得儿童组这边力量实在太薄弱，小白一个人面对两个区200个孩子，需要支援。

刚到这里，觉得非常不习惯，我这人怕热，而这里的闷热让人失去了行动力，回到帐篷里，只想躺着不动。终于如愿以偿地过上灾民的生活了，心里非常畅快。事实上其他几天里我一直沉浸在这种充实的激情中，一天天过得很快。

（到都江堰第一天，饭菜非常好吃，没想到此后再没如此美妙的饭菜了——这似乎是一家星级饭店做的。我到的那两天一直传闻家宝总理要来。）

下午过得很紧张，和司娜、小白一起讨论给小孩做游戏，司娜是个好妈妈，她那里有无穷的游戏，可惜她只待一天，做她的孩子真是前生修来的福气！虽然跟她交流时间不长，但我不知为什么就跟她说起了心里话。她是个值得交的朋友。

（三个大人，左司娜中小白右小马；前面是我们的孩子们，穿红衣服的小女孩不拒绝合影，但单独照她可是件不可能的任务。）

傍晚，方给我打电话，说有扶贫基金会组织的团体培训，问我回不回成都。这对我来说是个两难选择。一方面，方和邢都有真东西，跟她们在一起会有非常多的收获，而在这里，却是一个庞大的未知，我真的很为难。司娜说，问问你的心。

（我们小组的两大金刚，小帅哥哥和老悦叔叔。）

我问了，心说，你是队长，没有做什么就离开，我会很难过。做出了决定，还是留在这里，纯粹一些，我不能分成两半活着。当真决定下来后，我的心平静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