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不少博友给我留言希望我能介绍一些关于哈佛或其他美国著名高校的情况,突然想起小树熊考拉给我写的一段话。她到加州大学参加了UCSD的一个seminar
课堂的氛围极为自由和活跃的。从学生的研究情况总结到教授的讨论引言、事实陈述,以及启发学生思考的问题,都是建立在大量的学术资料的基础上,他们翻阅了几乎所有涉及到的,可查阅的资料和研究成果,包括我们的课本,在此基础上研究,就好比“站在巨人的肩膀上”,不仅节约了很多不必要的时间和精力投入,更重要的,是这样的研究过程深刻地体现了他们对于学术研究的严谨、甚至较真的态度。
虽然考拉认为这种开放式的教学和引导型研究模式为学术研究提供了有效的途径、自由的讨论空间和认真的态度。但是她担心:
我不知道考拉提出的小班专题研讨课是否在中国的高校推行有困难,也不知道教授和学生对研究的诚意和决心是否不足,但是,有很多决策上的事应该更取决于办学的目标、学校的文化、学校的领导层的视野和决心。在耶鲁大学,本科生有2000门课可供选择修读,其中包括高尔夫球课和芭蕾舞课,一样可以得到学分。为什么不?如果你的许多毕业生将来需要和客户在球场上讨论生意,你的毕业生有优雅的举止和谈吐一定会给学校的声誉增色添分的。
其实,学校制度存在这么多年,各种的授课方式都有它的优点和存在的原因。然而,随着社会的发展,知识的更新,学生素质的变化,学校当局应该不时反省研究,在课程的设置上能与时俱进。
就说考拉提到的小班上课模式。小班上课有两种特别的情况值得介绍:一是独立学习,一般是 和一位教授一对一的讨论学习计划和研究课题,最后完成一篇研究报告,这种个别督导式的学习要求很高,压力很大,但可以得到教授的很多真传,在大学四年中最好有机会试一试;另一种则是考拉说的专题研讨课,人数很少,学生必须和其他同学一起讨论问题,或者说是争辩,教授的角色是激化双方的辩论,引导一些问题的提出,学生们在同学身上学到的东西和从教授身上学到的几乎差不多,但角度很不同。
小班上课一般在15人以下,给每一个学生有足够的时间深入发表自己的意见,了解别人的想法,欣赏教授的引领。
哈佛大学有一节课讲的是“教学法”,教授是Eleanor Duckworth,她是著名教育心理学家皮亚杰的学生。开学的第一节课,她带来了一大堆橡皮筋、曲别针和两种豆子分给我们。然后说:“有四个孩子要去看电影,请大家用这些材料代表四个孩子,看看他们都怎么坐,可以用这些东西具体地摆出来。一班学生或坐在地上、或坐在桌子边,摆弄了一节课的时间,Eleanor到第二节课才把大家聚在一起讨论。每个人都提出自己的看法,好几个同学将它当作一个数学排列组合的问题来考虑,只考虑四个孩子谁和谁邻座的问题,这是最大部分的人一开始的想法,但是,一节课那么长,大家的思路便展开了,有一些同学提出电影院那么大,A坐在第一排,C可以坐在第三排右边,C坐在最后一排中间,D在左边,这种一开课就上手操作,教师并不干预的情况下,学生把一个貌似数学的问题,展开成多角度、多层次的学习机会,使每个人都能参与和思考,而不是只靠课堂上听教师的讲解,看教师的演示。教师要让学生了解反面的例证,引导学生进行多维度思考。
这件事也让我们了解到为什么哈佛大学等著名高校在招收新生时,很强调“diversity”(多元化),不同的学生带着各自的背景、知识结构、文化价值感、视野角度,坐在一起的时候,针对同一个问题都会有十分不同的思考,正如我们围在一个瓷杯前描述它的特点时,一般情况下,我们只能说出我们看得见的那部分。可是,为什么别人的描述和我们不一样呢?当了解到不同人在不同角度叙述同一只杯子的时候,参与者一定会发现其中的巧妙之处,久而久之,这样的训练会使人在考虑问题时自然而然就会从多角度多层次去思考。
但是,一学术研究为重心的大学,通常会有不少超大班上课的安排。它们主要是为了介绍某些领域或者是基础入门课。虽然大部分人都希望大班课可以少一些再少一些,但这需要十分庞大的经费支持,连哈佛耶鲁这样的富裕学校也做不到。很多哈佛学生提意见表示哈佛有太多的超大班课程,而只有少数的授课老师能够让学生投入。但是,也有一些教授的超大班课人数越来越多,连走廊都站满了学生,因为在那里你可以充分地领略教授精彩的演讲风格,天马行空的创意和纵横驰骋的思想。
最后,我想再引用考拉的另一段留言做结束:
你谈到了哈佛,又勾起了我一段如梦的回忆。
今年2月我去参加了哈佛主办的全美模拟联合国大会,才发现同行的很多人都有哈佛情结,但这种情结不是盲目的学术崇拜,而是一种近乎纯真的敬仰和渴望,一如北大对于当年的我们。
在哈佛看到的使我深为震憾。在Harvard
还有学生拾阶而坐,沉浸于文字墨香的样子可爱又可敬,这样的读书态度在今天的北大都不多见。那一刻,我的内心升腾出了一种既感动又些许悲哀的情愫,至今我依然清晰地记忆着这种感受,来鞭策自己,在想懒散的时候,想停歇的时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