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市(图片来自网络)

    奥地利作家弗兰茨·卡夫卡的作品前几年就读过，《变形记》、《城堡》、《审判》、《美国》等。说实话，我觉得卡夫卡的风格不适合我，有时会读不下去，长篇小说《城堡》就是。记得阅读时，我借了两个版本的《城堡》，现在根本不记得是否看完了其中任何一个版本。而且《城堡》本身就是一本未完成的长篇小说。太多的意象，太多的隐喻，太多的释解。简单的头脑是无法探究的。再读卡夫卡，可能是经历和了解的多了些，突然觉得卡夫卡不难读了。甚至有一种阅读的悲悯和沉重压着，让我喘不过气。

    卡夫卡于1883年7月3日出生于奥匈帝国的布拉格的一个犹太人家庭。他的父亲是个极端专制的商人，尤其是在子女的教育问题上。母亲出身名门，善于隐忍。父亲的专制，母亲的隐忍，压抑的环境造就了卡夫卡敏感、内敛、封闭、羞怯甚至懦弱的性格。1901年，卡夫卡入布拉格大学学日耳曼语言文学，后来迫于父亲的意志改学法律(他的父亲希望他有一个体面的工作)。毕业后，卡夫卡先后在一家私人保险公司和一家半官方的工伤保险机构担任职员。卡夫卡白天拚命工作，努力讨好上司和父亲，尽他的责任和义务；晚上拚命写作，那才是他的热爱，他真正的生命，为的是自己。由此卡夫卡的身体严重地透支，不久就患病离职。1924年6月3日卡夫卡在维也纳附近的一家疗养院去世。

    "卡夫卡"是希伯莱语，意为"穴鸟"。卡夫卡短暂的一生，孤独的一生，凄凉的一生，似乎正应和了"穴鸟"这一含义。

    卡夫卡一直处于生活的边缘状态，这种边缘环境加重了他的隐忍、敏感和孤独。卡夫卡是犹太人，学的不是本民族的语言，却是日耳曼语言(即德语)，这是一种隔阂；卡夫卡住在布拉格，当地人主要讲的也不是德语，只有极少数人讲德语，这又是一种隔阂。这种隔阂把卡夫卡放入到一种更加孤绝的环境里。巴尔扎克说：我在摧毁一切障碍!卡夫卡说的却是：一切障碍都可摧毁我!

    卡夫卡的感情生活也可以说是孤独的。卡夫卡对女性的认识不够友好，甚至于排斥。卡夫卡的父亲对他说：如果你想证明你长大了，你就去找妓女。这就有了卡夫卡的第一次性生活，对女人的认识，长大了的标志。卡夫卡对婚姻，对爱情，概念是模糊的，更是矛盾的。他无法把写作与感情兼顾起来。但他又是一个正常的人，他也有需要，需要温情，需要爱。说穿了，卡夫卡需要的是不打扰他现状的情人，招之即来，挥之即去。即使是面对最爱的女人也不能打破这种平衡。卡夫卡和菲利斯·鲍威尔曾经两次订婚，两次解除婚约。菲利斯·鲍威尔不能理解卡夫卡和他的文学，她需要的就是一个丈夫，能够拿钱回来的丈夫。这只能加深卡夫卡的困惑。1920年，卡夫卡结识了翻译家密伦娜·耶申斯夫人，这可能是卡夫卡唯一真正喜欢上的女人，且有共同的志趣爱好，对卡夫卡的写作也有帮助。两人一直交往到1922年5月，这段不可能有结果的感情最后也只能是无疾而终了。1923年，卡夫卡结识了朵拉·笛芒，朵拉担当了女佣的职责，照顾卡夫卡的生活起居，一直到卡夫卡去世。朵拉的低微身份始终得不到卡夫卡严厉的父母的认同，两人也没有结婚。在卡夫卡去世后，朵拉坐在卡夫卡墓前哭泣，卡夫卡的父母也没有正眼瞧一下这个悲伤的女人，一句安慰都没有。1952年8月，朵拉在伦敦去世。

    在20世纪现代主义小说史上，卡夫卡是一个奠基者。卡夫卡创造出一种把荒唐无稽的情节与绝对真实的细节描绘相结合的独特艺术手法，用来表现"现代人的困境"。他笔下的人物和故事都在现实中异乎寻常的变形或扭曲，反映出时代危机的征兆以及知识分子对现实的敏感痛苦体验。最著名的短篇小说《变形记》即是。

    《变形记》成书于1912年，当时正值人类完成第二次工业革命，社会生产力，机械化、电气化程度也大为提高了。工业革命促成了生产力的提高，同时也使人成了机器的奴隶，在激烈的社会竞争中朝不保夕，时时有被挤掉的危险，进而失去人的本性，变为非人。《变形记》小说一开始就告诉我们，旅行推销员格里高尔一早醒来变形为一只很大的甲壳虫了，事件很荒诞，现实中是不可能发生的。在这一荒诞事件中，作者展开了真实的细节描写，叙述格里高尔变形后发生的一切生活细节。变为甲虫后，格里高尔不必早起，不必上班，甚至有锻炼身体、听音乐的需求。但是，他却担心老板炒他的鱿鱼，时刻渴望干这干那，为家庭效力。当恢复工作能力的希望破灭后，他消灭自己的决心比妹妹还要强烈。虚幻的梦境，可以触摸的生活场景，完美地结合，没有对立，没有界限，浑然一体。这就是卡夫卡的艺术境界。整篇小说一直用平缓的语调，梦魇般的气氛，一步步揭示格里高尔"非人"后的命运，透着凄凉。变形前，格里高尔背负着压力，是家里的顶梁柱。变形后，格里高尔成为一家人的负担，甚至是"家丑"，连他最疼爱的妹妹也嫌弃他，要弄他走，甚至怪他不懂得消失。一天天，格里高尔作为人的东西一点点被剥夺，最后被遗弃在黑暗里，杂乱的家具堆中，没人清扫的房子中。"非人"的甲虫再也不可能掌握自己的命运，一切灾难都可能随时降落到它的头上。灾难甚至来自于格里高尔的亲人。格里高尔陷入了生存的恐惧与无奈中。卡夫卡曾经说过："不断运动的生活纽带把我们拖向某个地方，至于拖到哪里，我们自己是不得而知的，我们就像物品、物体而不像活人。"小说最后，格里高尔孤独地死去了，像垃圾一样被清理了。格里高尔的家人请了一天假，庆祝他们的"新生"，他们终于摆脱了格里高尔，将有美好的未来了。读此，真的让人如置寒冬。一个社会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冷漠至此，亲情也变成赤裸裸的利益冲突时，还有什么是可以留恋的呢？

    我们再来读一读卡夫卡的另一部短篇小说：《饥饿艺术家》。《饥饿艺术家》创作于1922年，那时卡夫卡因为患肺结核退职，回到了布拉格。卡夫卡临终前两个月在病榻上还对《饥饿艺术家》作了最后一次修改，修改时泪流满面。可见卡夫卡对这篇小说的偏爱。

    《饥饿艺术家》写的是一个有着惊人忍受饥饿能力的艺人，把对饥饿的忍受当成一门艺术来表演。他被关在一个笼子里进行展览。一开始，人们为饥饿表演忙忙碌碌，人人都渴望每天至少观看一次饥饿艺术家的表演。饥饿艺术家还时不时把胳膊伸出栅栏，让人摸摸瞧瞧，以感觉到他是多么干瘦。可是饥饿艺术家的情绪却越来越坏，因为得不到任何人的真正理解。没有人相信一个人可以不吃不喝四十天。观众不相信，看守也不相信。有的看守甚至故意坐在远离饥饿艺术家的某个角落里玩牌，给他一个进食的机会。他们总认为，饥饿艺术家绝对有妙招搞点存货填填肚子。无人亲眼目睹过，饥饿艺术家是否确实持续不断地挨饿。只有饥饿艺术家自己心里最清楚，只有他才算得上是对自己的饥饿表演最为满意的观众，这是他挨饿的荣誉。可是四十天一到，人们就夺走了他继续挨饿的荣誉，没有一次他是自愿离开笼子的。几年以后，人们对饥饿表演失去了兴趣。而饥饿艺术家呢，对饥饿表演依然有着如痴如狂的追求。为了表演饥饿艺术，他受聘于一家庞大的马戏团，与兽为伍，甚至连合同条件都没瞥上一眼。人们把饥饿艺术家和笼子安插在一个交通路口。蜂拥而来的观众大步走过，目不斜视，直奔兽场，没有人欣赏他的表演。现在，饥饿艺术家可以任意独行其事地表演了，却无人问津，甚至用于计算饥饿表演天数的小牌子上的数字也多日不变，他本人也搞不清楚自己的成果究竟达到了何种程度。饥饿艺术家被人们忘记了。直到有一天，看管人看到了笼子，笼子里发霉变味的谷草，记数的小牌子，人们才想起饥饿艺术家。饥饿艺术家已经奄奄一息了。最后，饥饿艺术家饿死了，草草地埋掉了，代替他的是一只年轻的美洲豹子，活蹦乱跳。观众挤在笼子周围，丝毫不肯离去。

    我们来看看文章中饥饿艺术家和看管人最后的精彩对话：
    "你还一直不吃东西？"看管人问道，"你究竟什么时候才算完呢？"
    "诸位，请多多原谅。"饥饿艺术家有气无力地低声细语。
    "当然，当然，我们当然会原谅你。"看管人说。
    "我一直在想着，你们能赞赏我的饥饿表演。"饥饿艺术家说。
    "我们确实也挺赞赏的。"看管人热情地说。
    "可是你们不应该赞赏。"饥饿艺术家说。
    "那么我们就不赞赏，"看管人说，"为什么我们不应该赞赏呢？"
    "因为我只能忍饥挨饿，我也没有其他办法。"饥饿艺术家说。"因为我找不到适合我胃口的食物。假如我找到这样的食物，请相信我，我不会招人参观，惹人显眼，并像你，像大伙一样，吃得饱饱的。"然而，从他那瞳孔已经放大的眼睛里还流露出一种不再是自豪而是坚定的信念：他还要饿下去。

    饥饿艺术家的悲剧是不被人理解，也许从来就没有人理解过他，一直是他自己在欣赏自己。如果人们同情他，把他的悲哀归于饥饿，他就会勃然大怒。他气愤人们歪曲事实的做法，亵渎了他的艺术，他努力坚持着。但是最后，饥饿艺术家却把自己不惜牺牲生命追求的艺术否定了，归于他的厌食。这是一种怎样的绝望啊!真正的艺术是远离利益的，是自由的，是值得用生命去捍卫的。这是个纯粹的艺术家。难怪卡夫卡会流泪，饥饿艺术家的执着，悲惨境况，不就是卡夫卡一生的真实写照吗？(卡夫卡文学的一生是无闻的，他的大部分作品都是在他死后由马克斯·布洛德整理出版的。)也有人把卡夫卡的忧郁归于他的写作。难怪卡夫卡在生命的最后，要求他的好朋友马克斯·布洛德烧毁他的全部手稿，《饥饿艺术家》就是卡夫卡本身的一则寓言。

    我们看到，同样是孤独，日本作家村上春树的小说是月光下一个人的孤独，独处的孤独；卡夫卡的孤独却是站在人群中的孤独。到处是匆匆而过的人，拥挤着，还有那使人隔离的庞大的城市建筑，包围了卡夫卡和他的人物。他们害怕着，挣扎着，惴惴不安着。就像卡夫卡1923年写的《地洞》中的小动物"我"一样，"即使从墙上掉下的一粒砂子，不弄清它的去向我也不能放心"，然而，"那种突如其来的意外遭遇从来就没有少过"。这是现代人处境的象征性写照。卡夫卡的目光已经穿过人类生命的华丽外表直面生命本质的孤独绝望。它们的反差是如此的巨大。爱情、亲情，往往也承受不住。卡夫卡的眼泪为饥饿艺术家而流，也为自己而流，更为所有那些悲悯又执着的人而流。卡夫卡的小说就像卡夫卡自己评价毕加索的画说的："他只不过是将尚未进入我们意识中的畸形记录下来。艺术是一面镜子，它有时像一个走得快的钟，走在前面。"卡夫卡正是这样一个走在前面的，反映时代，超越时代的艺术先知，唱着孤独者的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