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读中师的时候，任课的教师都比较复杂。这个复杂没别的意思，主要是指他们的生活经历很特殊。

我们第一个音乐教师姓潘。潘老师没有正式的文凭，是从市里解散的文工团调至我们学校的。在团里，潘老师是一名小提琴手。

上课的时候，潘老师的脖子总是不由自主地左偏，仿佛一把无形的小提琴正夹在脖颈间。由于长年练琴的缘故，潘老师的左脖处硬生生多出一块肉。加上人偏胖，那块肉在他嘴巴的一张一合中抖动，成为他重要的特征标志。

潘老师教我们乐理和乐器。中学音乐在“学好数理化，走遍天下都不怕”的影响下，几乎是一片空白。乐理课，潘老师不得不从最基本的节拍教起。他在黑板上划下：|　xx　x　|　x　xx　|　x　－　|或|　xx　x　－　|　x　xx　x　|许多音节拍，然后我们跟着他“|嗒嗒　嗒|嗒　嗒嗒|嗒　－|”有重有轻地念下去，还配合着手（拍大腿）或脚（踏地面）打着拍子。几段节拍“嗒”熟了，潘老师就将“x”换成具体的音符，教我们简单的乐谱，然后才是完整的歌曲。节拍掌握不好的同学，下了课就在不停地“嗒”，“嗒”声一片。

记得当时潘老师上课常常带一枚定音器。黑色的金属，比小巧的镊子还小巧。潘老师敲一下讲台边缘，放在右耳边听一会儿。不行，再敲一下讲台边缘，再放在右耳边听一会儿。听准了，就开始起音了。我们就跟在潘老师后面哼唱。

乐器是最难教的。学校以前是招民师和高考生的，有了我们这些初招生，学校好像看到了希望，给我们每人定购了一把小提琴。听说，这些小提琴，每一把都经过潘老师的检验。可见潘老师的重视。但学校却没有配备足够的师资。一个班四五十个人，潘老师常常分身无术。他要教我们调弦、定音、擦松粉，样样件件，没有音乐基础的我们连最基本的握琴姿势都要他手把手地纠正，这让他头疼不已。

那时，我们的宿舍在一座高坡上。坡下是学校的操场。操场的对面是教工宿舍。晚上没事的我们，夹着小提琴，哆来咪发嗦地乱按乱拉。大胆点的，干脆把白天的曲谱直接拉了。别说琴韵悠扬，连音准都够呛。有一次，音乐课上，潘老师说：“昨晚失眠了，被你们杀鸡杀鸭搅得不得安宁。”我们躲在下面窃笑。

潘老师有时会在课堂上发牢骚，因为职称的问题。潘老师没有正式的文凭，虽然担当了学校艰难的音乐课教学，依然无法正常进级。

乐器课一年后就结束了。在无暇全面顾及的情况下，潘老师只能蜻蜓点水，然后给一些积极的有兴趣的四五个同学补小灶。大多数人因为凑不上前或不好意思启齿，小提琴渐渐成了闲置物。为这，学校办学遭到许多家长的质疑。接下来，学校就不敢统一给学生置办乐器了。很快，那些闲置的小提琴一把把转卖给了下面有兴趣的学弟学妹。那时，一位本科生的月工资也不过几十元，近百元的小提琴无疑是一件豪华的奢侈品。不用就是浪费。没有人会想到将来。我的那把小提琴在跟着我两年的寒暑颠簸中，也为另一个学弟所有。有时，我也会想，为什么我们都放弃了这把琴？是因为钱吗？也是。还因为什么呢？我们都太小了，十五六岁的我们不懂得珍惜学习的机会，不懂得音乐的永恒之美。即使现在，拉一手好的小提琴也不是我的兴趣所在，但却一不小心成了我的遗憾。时光飞逝，真想知道，谁的手里还握着这样一把琴。

潘老师有时会在课堂上炫耀。我们的乐理书上有一些音乐家贺绿汀的曲谱。他告诉我们，他是贺老的学生。这一点让我们很是怀疑。偶尔，潘老师还会找一些书上没有的贺老的曲谱教我们弹唱。他轻轻地哼着打着拍子，脖子歪着，欣赏又陶醉。

潘老师对懂不懂音乐有独特的见解。他说，不要把音乐看得那么深奥，也不必在乎自己懂得多少音乐的子丑寅卯，当一首美妙的音乐掠过，你能感慨一声：真好听！你就是一个懂音乐的人，音乐就遇到了知音。

“真好听！”这三个字让我一直毫无羞愧地接触收集喜欢的音乐，甚至跑到一些超级发烧友的博客里下载纯古典音乐。只是因为这些音乐在我看来“真好听”，似乎我也就真的懂得了它们。

我们毕业没几年，潘老师又遇到了单位解散，这会儿是学校解散。中师，已不适合国家对高学历的追求。那所学校下放到了县，成了一所普通的中学。那些老师，上调的上调，改行的改行，走门路的走门路。潘老师哪儿也没去。

潘老师的爱人是农村户口，在一家工厂做计件。两个男孩随了母亲，也成了农村户口。潘老师没有更多的精力折腾，下了班，他要忙着做家教，教小提琴，贴补家用。

2006-9-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