七十年代还是货郎担盛行的年代。母亲的针线用完了就会唠叨：这几天怎么没看见货郎担？货郎担上的东西很少用钱买的。家里有什么多余的，不用的，废弃的，都可以拿去换需要的东西。

货郎挑着两个大大的箩筐，装收来的货物。箩筐上面两个大木盒，一边放吃的，用透明塑料盖着，另一边放些针线类的小玩艺或五颜六色的小玩具，是透明的玻璃盖，非常吸引人。波浪鼓一响，我们就知道，货郎担来了。然后就听见货郎嘹亮的声音：换破烂哟――，换针线哟――。

我们对货郎担上用的玩的不感兴趣，感兴趣的是担上的糖果。像打蛔虫的宝塔糖，彩豆糖、板糖等。吃不下饭了，或是肚子开始鼓胀了，我们就知道肚子里可能有蛔虫了，就名正言顺地央求着母亲要吃糖了。当然是打虫的宝塔糖。（别的糖一般都会遭到拒绝，父母也怕我们吃坏了牙齿。）宝塔糖有红色的，白色的，黄色的，很多种颜色。母亲是因为我们的不消化给我们买的，我们却是把它当作真正的糖来吃。从尖顶开始，一小口一小口地咬，一小层一小层地达到塔地。美滋滋的。吃在嘴里，我们的眼还望着货郎担，东瞅瞅西瞧瞧。有一种愿望在心里滋生，却再不敢要求母亲，只有偷偷地捉摸自力更生了。目标就是我们最喜欢的板糖了。

结实的板糖平铺在箩筐的木板上，淡黄色，有凝固的波纹。（现在还能偶尔在裹着芝麻的糖棍里找到板糖的影子。）货郎左手持一薄刀，右手持一柱形铁。薄刀对着要切的板糖，柱铁一敲，“当”一声响，板糖裂开了缝，细条的一小块分开了，轻轻一夹，移到了我们的小手上。有时，有敲碎的板糖散落着，我们一并央求货郎捡到我们的小手上，舌头舔舔，脆甜脆甜的。也看过受热熔化的板糖，用筷子一挑，拉成丝，好长。那时，不知是迷恋货郎优雅的敲板糖的动作，还是孩子天生的馋嘴，货郎一来，一平房的孩子都涌出来围着，大小十几个，看着，想着。严肃的父母有时也会逗我们，和我们开玩笑：那么爱吃糖，长大了嫁个货郎好不好？想不起来是不是曾有过这样的想法，但一定有孩子曾用羡慕的眼光追随货郎的身影，盼望着能像他一样拥有那么多美好的东西，摇着拨浪鼓，走东到西，只是和长大嫁不嫁他没有多大关系。

换板糖的废物是我们千方百计捡来的，甚至搜刮来的。有时是破了洞的塑料，有时是生了锈的钯钉，有时是不能穿的旧鞋。面对板糖的诱惑，时常有人犯错误，遭来父母的一顿鞭打。前面平房里的小胖，他把父母门后面的铁锄敲落了柄，偷偷地塞给货郎。等到大人发觉的时候，货郎早已不见了踪影。记得我也曾有过一个傻念头。那时二姐有一双白凉鞋，开始有一条裂缝了，我记挂着，盼望着她不穿了拿去换板糖。

二姐是我们姊妹中最能干的。洗衣做饭，样样会做。父母工作忙，或是去菜园了，二姐就在家里忙上忙下的。大姐会趁父母不在的时候偷会儿懒，二姐从来不会。而且二姐的脾气像父亲，有什么不高兴的事就捅出来，从不藏着。二姐很早就学会了针线，缝缝补补什么的。（我们的衣服或鞋有了点小问题，基本上也是她处理。）她仿佛知道我的小心思，根本不理会我。她把扁扁的小锯条烧红了，放在凉鞋的裂缝间一熔，裂缝合拢了。她继续穿。凉鞋穿小了，二姐又把后跟跘剪了，当拖鞋穿了。等到二姐的凉拖鞋穿小了，我已经没有了对板糖的彻骨的渴望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