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答孙东东：真实的上访者（连载六）

罗会祥

    在今年3月发行的一期《中国新闻周刊》上登载的一篇题为"把精神病人送到医院是最大的保障"的访谈中，北京大学司法鉴定室主任孙东东表示，他负责任地说，"对那些老上访专业户，不说100%吧，至少99%以上精神有问题--都是偏执型精神障碍"。此番言论在中国社会上迅速引起广泛争论。许多访民表示强烈不满。

    我曾经采访过许多上访者，并记录了他们的真实遭遇。请孙东东看看，这些不幸的上访者究竟有哪些精神问题？即便是那些“偏执的”上访者，又是谁造成他们的精神失常？

    这里的故事都属于上个世纪的历史，但绝对100%的真实。

6、怪事：接访员成了上访者的替身

    李某，原是霍山县农业银行系统职工。50年代初，因工作差错短款30元，被定为贪污，开除公职。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全国大平反，他开始上访了。

    李某一趟又一趟往县农行跑，机械地重复着：“我不是贪污。忙中出错，谁没经过呢。你们应该给我平反呀。”俨然一副“祥林嫂”的可怜相。行里的大小头目，他一个一个地拜，反来复去地拜。

    起初，大家不无同情之心，还耐心跟他解释几句，倒一杯开水递给他。慢慢就烦了：“跟你说过多少遍了，不能解决就是不能解决，怎么还来纠缠？”他的感觉已经迟钝了，不计较对方的态度，把那些不知说了多少遍的话，再重头唠叨一遍。人家照干自己的事，干脆不理他。末了，他一去，人家就往外推。

    推是推不开的。东方不亮西方亮，李某不信天下没个讲理的地方。这样，他就找到县信访办来了。

    信访工作者有个职业性的美德，好歹有一副笑脸，有几句知冷知热的话。他们问清了案由，很显然，他的要求符合政策，应该落实。于是，起草了一个报告送给县委书记，书记也很快批了：请农行党组研究，拿出意见。

    李某得知这个消息，很高兴，心想这下该不会有麻烦了。他太天真了，不仅麻烦了，而且缠手得很哩。农行党组对书记的意见根本就没研究。

    如此态度，局外人似乎不可理解。其实，农行自恃“三权”在外，县里不能拿他怎么样，所以才这样傲慢。条条管理也好，块块领导也罢，不都同属于一个中央吗？岂能如此分割？

    农行不理睬，信访办登门“请教”。农行的话不客气。信访办的语气也少不了辣味：“十一届三中全会开了这么多年，你们还不转弯怎么行呢？”“转什么弯，他贪污30元可是事实？”“不是贪污，是过失短款。50年代制度再严，还有个坦白从宽嘛！”“不管怎么说，你们无权命令我们执行。”话讲到这一步，也该收场了。

    怎么“收”得了呢？李某三天两头来访，一坐就是半天。他不应受到任何指责，但信访办就犯难了，这事咋办呢？一个接访员出于义愤，自报奋勇：“我去找农行！”

    到了农行，行长倒满客气：“什么风把你吹来了？”接访员说：“无事不登三宝殿，我专为李某一案而来。”行长收敛笑容，柔中有刚地说：“听说你们要支持李某告我，我等着哩。”接访员刚中寓柔地答：“你不解决李某的问题，不光他告你，我还要告你哩。不信，你就等着瞧吧。”说罢，把板凳一拉，坐下来，“来，我们谈公事在办公室，吃饭到你家，你什么时候‘开关’，我什么时候撤兵。”

    一场唇枪舌战开始了。接访员软硬兼施，寸步不让。行长左推右挡，步步为营。到底还是有理走遍天下，一轮战罢，行长退却了，答应报请地区分行研究。

    过了两天，接访员又去催问，行长说：“就请你老兄动动手吧。”接访员说：“我怎么能给你农行拟稿呢？”“别卖关子了，我们不熟悉政策，劳你大驾帮帮忙吧。”接访员狡黠地一笑，“那我可就不客气了。”

    报告报到农行六安地区分行，根本没费任何周折就批了。李某总算承沐到了政策的春风。党的政策不是针对哪一个人的，它是对社会所有成员的规范，任何人、任何部门都不可能超越其上而自行其是。

（未完待续。本故事一共8篇，分8次发完，请网友和博友批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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