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志疆

山西临汾尧都区魏村镇吴家庄中心小学附近一家非法化工厂肆意排放含苯废气和废水，导致该校学生和吴家庄村民出现不同程度的头痛、恶心等症状。当地村民持续3天在工厂门口抗议，并集体下跪，要求工厂停产，该厂相关负责人却闭门不见，厂内运作依旧。（据3月4日《新快报》）

触目惊心的“跪求”不由得使人感慨万千，耐人寻味的不仅仅在于农民将下跪当成了维权的最后通道，更在于他们所“跪求”的竟然是污染企业自己——这样的诉求，何异于与虎谋皮？污染企业的置之不理，自然也就是在情理之中。

其实，农民维权原本不应该如此艰辛。当地镇政府人员也指出，山海化工厂并未通过环保环评，亦未办理建厂土地手续，属于违法建设生产，应予关停。早在1996年，国务院就曾专门发文规定，所有污染企业必须在2000年底以前实现达标排放，否则坚决予以关停。如此“违法建设”的企业，为何能顺利建成投产？既然“未通过环保环评”，为什么不及时制止？政府和环保部门作为农民最强有力的靠山，如果他们不能依法办事，就意味着农民依法维权的通道被彻底堵死，农民究竟应该如何捍卫自己的权益？

2007年5月，国家环保总局检查组到安徽蚌埠鲍家沟检查，由于对当地政府部门污染久治不愈的现状失去信心，一群当地百姓跪倒在检查组面前，请求检查组督促地方政府切实解决污染问题。（据2007年7月4日《中国青年报》）如果说农民跪求检查组，尚有寄希望于上级检查组直接解决问题的原因的话，直接跪求污染企业无疑更加令人不堪——舍弃执法者而求诸违法者，这本身就是对执法者的一种否定，而如此极富视觉冲击力的画面，除了可能蕴含着几分天真的幻想之外，更多地恐怕还是藉此极端做法发泄自己心中的愤懑与不满。

农村环境污染问题愈演愈烈，而农民正当的维权通道却被堵塞，不堪忍受的他们只能“另辟蹊径”。从跪求执法者到跪求违法者，如果所有跪求都无一例外被漠视的话，群体事件的发生几乎在所难免。资料显示，因环境问题引发的群体性事件以年均29%的速度递增，仅2005年，全国就发生环境污染纠纷5.1万起。所有这一切的根源就在于，话语权作为农民捍卫自己权益的最后屏障，从头至尾被完全剥夺了，他们既无法阻止污染企业下乡，又不能对企业构成任何监督，甚至满腹怨言也无处宣泄。不难设想的结果是，如果吴家庄村民的跪求再次无功而返，他们究竟又能做些什么？从这种意义上看，农民“跪求”不啻为一个值得警惕的信号。

随着污染向农村的转移以及环境的不断恶化，农民已经成为最大的受害群体，而环境污染也已经成为“三农问题”的重要内涵。彻底解决此类问题，首先就要加强农民对农村环境保护的话语权。农民对农村污染的情况最了解，对无视污染的地方政府的监督也最直接，在这件关系到自身生命安全和子孙后代的大事上，他们理应拥有足够的话语权。而要想保障农民的话语权，就必须摒弃那种片面的“唯经济增长论”，将对政府官员的问责制度纳入环保执法程序。只有这样，才能真正对那些无视生态环境的政府官员构成监督，对那些藐视农民利益的污染企业形成威慑，从而避免农民将“跪求”当做自己维权的最后通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