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民如何向“污染下乡”说不

赵志疆

由于污染严重，一家铁合金厂于4年前从贵州铜仁市迁到龙田村，从此村民深受其害，村民多次抗议未果后决堤放水淹厂房，杨光华等四名参与者被判处有期徒刑1年。村民不敢再有抗议之声，而污染事件也未得到解决。（8月22日 中国青年报）

“在城里是污染，到村里就不算污染了？”农妇张海英此问无人能答。事实上，农村环境污染早已经成为比贫困更可怕的负担——贫困只是影响到农民的生活，而环境污染已经危及到他们的生命安全。

湖南长沙县农民章志标，曾因扳倒13家污染企业而成为不可多得的“标志性人物”，然而他的胜利却是一波三折。章志标胜出的关键因素在于引起了媒体的注意，并最终得到了中央领导的批示，而在此之前他还在因“聚众扰乱社会秩序”被关在看守所里。这与龙田村几位村民的遭遇何其相似！环北办事处主任刘运德感慨说，“基层的工作难做啊。现在政府依法行政了，群众又不依法办事，喜欢闹事。”这样的感慨耐人寻味，农民为什么“不依法办事”？难道他们生性“喜欢闹事”？

从2002年2月铁合金厂建成投产开始，在长达两年多的时间里，当地村民虽饱受其害却并没有进行过任何抗议，他们一直耐心地期待着厂里相关环保设施的建成。在这期间，政府依法办事了吗？没有。早在1996年，国务院就曾专门发文规定，所有污染企业必须在2000年底以前实现达标排放，否则坚决予以关停。中央禁令在地方遭遇“肠梗堵”，农民因不了解而没有在意，而当建成后的环保设施依然不能发挥实际作用的时候，他们不能不在意。这时候，环保部门依法办事了吗？也没有。“从肉眼看都知道肯定超标”的污染企业，为什么能检测合格？明知道污染企业“不开动环保设施”，为什么不及时制止？政府和环保部门作为农民最强有力的“靠山”，如果他们不能依法办事，就意味着农民依法维权的通道被彻底堵死，农民究竟应该如何捍卫自己的权益？

2003年以来，振兴铁合金厂累计已纳税1600余万元，2004年被评为铜仁市第一纳税大户，2005年则被财政奖励75万元。这组数字或许可以解释当地政府和环保部门为什么对污染企业讳莫如深，同样是这一组数字，似乎也成为贴在当地农民嘴上的一纸“封条”。在“污染下乡”愈演愈烈的同时，一些经济落后地区为了发展经济，也在饥不择食地盲目引进此类污染企业，甚至不惜以破坏环境来作为代价。在这场“企业要钱、百姓要命、政府要政绩”的博弈中，要钱的企业和要政绩的政府很容易形成利益共同体，从而联合起来共同压制百姓“要命”的呐喊。

农村环境污染问题愈演愈烈，农民的身体健康日益受到严重威胁，而他们正当的维权通道却被堵塞，问题也迟迟得不到解决，于是部分农民的情绪开始变得越来越激动，群体事件也时有发生。这一切的根源就在于，话语权作为农民捍卫自己权益的最后屏障，从头至尾被完全剥夺了。他们既无法阻止污染企业下乡，又不能对企业构成任何监督，甚至满腹怨言也无处宣泄。农民章志标“我不要钱，要命”的呐喊至今已是耳熟能详，然而在很多时候，农民甚至根本无法发出这样的声音。“不在沉默中爆发，就在沉默中灭亡”，似乎也就成了农民唯一的选择。

随着环境的不断恶化和污染向农村的转移，农民已经成为其最大的受害群体，而环境污染也已经成为“三农问题”的重要内涵。要彻底解决此类问题，首先就要加强农民对农村环境保护的话语权。农民对农村污染的情况最了解，对无视污染的地方政府的监督也最直接，在这件关系到自身生命安全和子孙后代的大事上，他们理应拥有足够的话语权。而要想保障农民的话语权，就必须摒弃那种片面的“唯经济增长论”，将对政府官员的问责制度纳入环保执法程序。只有这样，才能真正对那些无视生态环境的政府官员构成监督，使他们不至于继续将破坏环境作为攀登仕途的一块阶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