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父亲程纪仁先生是大学中文教授，他是非常优秀的一个老师，他告诉我，我小时侯认识的第一个字是“人”字。我想，从小时候我就对“人”充满了好奇。我看的第一部电影《春苗》是父亲带我去的，是在电影院的放映室，幼小的我觉得银 幕好远好远。那个时候，我没想到，我会在1986年成为一名电影放映员，在电影院一呆就是七年。放映机前忽闪忽闪的光影陪伴我度过了漫长而又沉寂的岁月。年轻的我疯狂地写着小说，期待不一样的日子的到来，尤其是1990年的严冬，如果没有我的母亲刘尚珍，我的老师艾小元的支持，或许我已经放弃了生命。而那些日子里，另外一些年轻的人跟我一样都在经历着自己不同的人生。等待，绝望，再等待，几乎成了生活的全部内容。

2001年3月，应李宏杰的邀请，我开始在《通俗歌曲中国摇滚第一刊》开“独立时代”专栏。通过和独立电影导演的对话，我开始梳理这些新导演的电影创作历史。一年多的时间里，得到了很多朋友的肯定。没有这个刊物，和编辑李宏杰的支持，我想，也不会有现在的这本书的构想。

我还记得在电影学院第一次看到王小帅的《冬春的日子》的情形，我充满了一种不安的震动。为什么不安？是因为它的尖锐；为什么会震动？那是因为我在他的电影中看到了和我一样的真实面孔了，影片中的女主人公对着镜头长久地凝视，让我想起了我童年在嘉陵江边看河流远去的情形，当然我不仅仅看见有人，还有河床两边白茫茫的芦苇。

后来我看到了更多的影片，看到了《小武》、《苏州河》、《儿子》、《东宫西宫》、《阳光灿烂的日子》、《长大成人》、《极度寒冷》、《安阳婴儿》、《鬼子来了》、《站台》，看到了更多打动我的面孔。尽管有很多影片是以“手抄”或者“地下”的形式看到的。章明、姜文、张元、王超、路学长、娄烨、王小帅、贾樟柯以及本书中收入的其他导演，我相信他们和我一样，是属于有“我”的记忆的生在1961—1970这个时期的一代人。我并不喜欢“一代人”这个称谓，不喜欢把大家捆绑在一起，因为大家有太多相似和不相似的地方。我们现在的职业都是电影，可是每个人电影又是如此的不同，我们开始用“我”的眼光来看世界，看人。

1995年，我在上海的《电视电影文学》上发表了小说《生于1966》，唐明生主编在一堆自然来稿中发现了它并及时的推出。然后我带着小说来到北京，报考了北京电影学院。我的小说给老师留下了很深的印象，我的主考官同时也是我大学四年的主任教员夏汉碧老师力排众议录取了我。考试的时候，我借住在师兄邱泳波的宿舍，我的考试过程，则被他的同学贾樟柯和顾峥用摄象机记录了下来。我没想到几年后贾樟柯会成为新一代导演中的代表人物。那个炎热的夏天，高考结束之后，我还去巫山的《巫山云雨》拍摄现场拜访了导演章明和主演张献民。那年夏天，我发现自己离电影很近。在我曾经沉沦的生命里，有很多人一起伸手打捞了我。

2001年11月，就在我开始和黄鸥一起做这本书的时候，我的恩师夏老师离开了我们。在我上学的四年过程当中，夏老师对我的要求是全班最严的，很少给我高分。我知道，她对我有很多的期待。而我的毕业剧本《生于1966》最终得到了她的肯定。我永远记得最后一次见夏老师的情形，我把自己写的第一本书《国外后现代电影》送给她，那时她大病初愈，她收下了我的书，安详地看着我，久久不语。我没想到，那竟然是我和夏老师的最后一面！

夏老师的离去，让我很长时间不能从悲伤中恢复。2001年12月1日，我和黄鸥开始了了我们的访问工作，第一个和我们对话是贾樟柯，选择他作为开始是因为他也是夏老师的学生，夏老师也很喜欢他和他的电影。我希望这本书是献给夏老师的，希望她在天堂那边，快乐，安详如初。

2002年大年初二，在姜文家，喝着下午茶，我们做完了这本书最后的对话，姜文拿出《鬼子来了》从没发表的一大本剧照和工作照，从里面，黄鸥挑选了9张。整个下午，我们都在聊着很多跟电影无关的话题。从姜文家出来，外面也很暖和。春天已经来了，我们感觉到这本书即将要诞生了。

电影是世界语吗？我经常对我自己持有这样的看法表示怀疑。有没有一些只是关于我们的记忆和现实的隐秘故事？惟有你才能体会我全部的忧伤和欢乐；电影无界限吗？我也一直在找寻它的意义。我们是否能够越过冰冷的时光之河，共同沐浴片刻的阳光和温暖？等我们和影象一同消逝，世界也不复存在。

我们每个人都在以自己的方式感受着这个世界的温度和变化，我想这本书是跟电影有关的，它感性地讲述着当代中国电影史中不可或缺的一个部分，可更多的内容是电影之外的。

《我的摄影机不撒谎》只是一个面对世界的态度或者方式，在这些不容忽视的电影里，你能听到我的呼吸，看到人的面孔。有了这些，就足够了。

　　那些在电影之外的，生命最初的唏嘘、欢笑，感动和痛楚，让我们以这样的方式聚集在这里……

　　2002/2/25于北京知春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