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元：自由的书写

 

对话者：张元

　　    程青松 黄鸥

 

 

　　程：我们这本书是谈1961年至1970年出生的导演，它只是一个时间概念。我们不想以"代"来限定，也不是求导演的共性。刚开始谈这本书的时候，我们和图书策划人张玞讨论按照什么思路去做，我们认为虽然都是前后10年间出生的人，但个人风格鲜明，每个人和别人都相当不同。

　　张：你们的这个提议，使我想起来那天广州的朋友介绍记者来找我，好像是《广州日报》的，他们也是要做60年代出生的一个专辑，但是他不是局限在电影上，文学、绘画等等都有，涉及的面更广一些。

　　黄:现在主要的消费群体集中在六七十年代出生的人身上，但从经历、经验的累积上看，60年代这批人的物质和精神积蓄都更丰富。所以我们觉得做这本书值得。

　　程：我们的书主体还是电影，从电影本身谈。有些现象很有意思。比如你的电影，可能是好几年前拍的了，有的人现在刚刚听说，他(她)会有兴趣找来看，在同龄人当中这个现象尤其普遍。大家还是关心电影的。

　　黄：也许是出于好奇，但结果是好的，看电影的人多了。

　　程：你的第一部影片《妈妈》在国内电影院里放映过吗？

　　张：在国内很少。好像在国内仅卖出了3个拷贝，其中还有一个是中国电影资料馆。这部电影是我的影片中参加电影节最多的一个，我估计参加了全球的100多个电影节，几个拷贝几乎快要放烂了。现在回想起来，《妈妈》对我很有意义，虽然成本很少，20多万，但在当时那个时期能有这样一部作品在国际上放映和获奖，对我个人的鼓励非同一般。前一段时间，香港市政局和香港文化中心做了我的电影回顾展。我一看，在这八九年当中，莫名其妙地已经拍了11部电影。我觉得的确拍的数量大了点，因为什么呢？拍了那么多，实际上真正的来讲，缺乏的是和观众的对话。

　　黄：你一直认为和观众的对话是必需吗？

　　张：我可以说是花了几年的时间努力争取和更多的观众对话。先是去参加电影节，参加比赛，像我刚才提到的，《妈妈》的拷贝放到烂了为止，直到前一两年开始做一些电影节的评委。实际上，这种和电影界及电影观众大面积的接触，使我真的有一种对话的愿望，特别的需要，真的不太满足于仅仅能拍片子和现有的成绩。

　　程：你和国内观众的对话真正开始是《过年回家》。

　　张：对。《过年回家》放映的时候，我有一种很好的感觉，最起码知道了在黑暗当中，从灯光熄灭到又再次亮起来之后，观众是个什么反应。

　　程：电影院去过？

　　张：去过几个。当然面对观众的时候，发现国内观众还是喜欢的，但反馈的方式不同于国外。

　　黄：什么不同？

　　张：因为我以前的片子都不适合在国内大面积放映，比如在国外参加电影节，我得到的一个感触就是他们的电影氛围更加宽容。在他们的电影文化下，很多东西是可以接受的，而国内的观众相比起来是比较挑剔的。国内的观众习惯于用自己受过的教育和自己的经验来评判一部电影是否能够接受。

　　程：就像上次在北大放你的《东宫，西宫》，很多人表示他们本身没有这种情感的体会，所以会对影片里表现的东西感到陌生。我本人的感觉是，你的影片中对权力和隐私的关系的表现，以及两个主角关系的转换，大多数观众没有体会出来，他们的观影状态不对，所以你和他们交流起来会有障碍，是在完全不同的状态下。

　　张：我倒是认为这个反应很正常。这是国内长期的观影习惯造成的，北大的学生也不例外。实际上，当你决定要拍摄这么一部影片的时候，你就应该明白将来会面临这个问题。

　　黄：如果电影发行的渠道畅通一些，对电影文化的培养会有益。

　　张：除非你有一个非常精密的宣传手段。今天在中国，绝大部分影迷是在靠看盗版过日子，钱不会花在买电影票上，根本不可能有多少人去看这样的影片，这个市场不正常。

 

《妈妈》准备期间，和编剧宁岱、场记林琳、摄影张健

 

　　程：我有个朋友，远在四川，我们是通过网上认识的，他说他是通过看盗版电影改变了以前的电影观念。他最近看到了你的许多部片子，他很喜欢你的影片。

　　张：这就像一个人的生活，总是出现矛盾，在悲哀和痛苦中体会到快乐的感觉。

　　程：我觉得你的电影，从《妈妈》到《儿子》再到《过年回家》，一直在关照中国式的家庭伦理关系，包括《北京杂种》里面的摇滚青年，是和李安的《喜宴》、《饮食男女》的态度不一样，李安是用伦理拯救家庭。你对家庭的关切通过影片表现出来，它们之间有一些相关性么？

 

拍摄《儿子》期间，张元的心绪完全浸入到这一家人的氛围里，并不愉快

 

　　张：总的来说我对家庭还是很关心的。因为我觉得家庭是有表现价值的。当初，儿童电影制片厂准备要拍《太阳树》，就是《妈妈》的前身，我做摄影，我和导演一起做分镜头，工作了很长时间，可是最后儿童电影制片厂放弃了这个计划。然后这个计划又转到了八一电影制片厂，我又跟着这个计划去了八一电影制片厂。然后由于种种原因，电影在八一厂也下马了。可是我在这个过程中逐渐感觉到这个故事是蛮有意思的。这个剧本的作者是秦燕，我和她说，不如我自己来做这个东西。特别是到这个我自己开始准备的时候，我真的去做一些访谈，进入那样的家庭，听他们向我描述自己的故事，后来我让他们直接面对镜头，那时感到我是幸运的。对一个刚大学毕业的我来说，这是我的第一个作品，取材真实，就是我们身边的真人真事。况且，这个题材给了我一个很大的挖掘主题的空间。我直接走进了那些家庭面对面的困难和无助，直接面对着可以说是完全没有希望和勇气的父母。所有的人在跟我描述他们自己故事的时候，都说，他们死了以后，这些孩子怎么办？他们希望孩子能够有进步，哪怕是有一点点的进步，可是这些八九岁的孩子从一数到三都不会。这是真实的绝望。大些的孩子能够从一数到三，这个对于正常人来说是非常简单的，可是对于他们来说这是辉煌的成绩。所以说，我的第一部影片有这样的题材对我来说很重要。

　　拍《儿子》的时候，也是一个家庭的故事，也不是我自己去找的题材。我当时是住在全总文工团的宿舍里，我记得是6号楼。住在我楼下的一家有对兄弟叫李委和李季。李委曾经在我的《北京杂种》里做过演员。有一天，我正在家里闲呆着，这兄弟俩敲开了我的门。我们在客厅里聊天，他们第一句话就问我，你为什么不拍我们家的事儿？我说，你们家有什么事儿？因为我对他们家不太了解，虽然当时住在同一个院子。兄弟俩说，我们家是这个院子里最牛的。我问他们为什么。他们告诉我，他们的父亲住在精神病院。我当时就觉得特别吃惊，对于一个父亲住在精神病院的家庭，还说自己家最牛？那时候世界乒乓球冠军王涛就住在他们家隔壁的一幢小楼里。我又问他们想怎么去讲他们家的故事呢？他们跟我讲，父亲喝酒，喝完了以后，就半夜三更地闹。我当天晚上开着车去看他们的父亲，那个印象到今天也不能抹掉。他父亲出来看我们的时候是蹦蹦跳跳地出来的，完全像一个健康的人。坐下来跟我聊天，基本上也是没有精神障碍，让你特别舒服。当时我就喜欢上他了，我觉得他们的父亲没有什么不正常的。就这样我决定拍这个家庭的故事。从他父亲走出来之后就做出了决定，直到拍摄用了不到10天的时间，很快。宁岱参加了剧本创作。先是他们家每个人分开来采访，然后结构剧本。

　　程：《儿子》是让这些真实的人物扮演自己的非常成功的一部影片，拍摄过程中顺利吗？

 

张元好像成了家庭一员

 

　　张：对，虽然是扮演，但他们表现得都很真实。我记得很清楚，我是给精神病院写了请假条，把他们的父亲借出来的。可以说是特别自然地进入到这个家庭的。在拍《过年回家》的时候也是这样，最早我只是在电视新闻上看到几个画面，很短的几个画面，是说长时间关在监狱里的人，表现好的可以回家过年。我看到几个亲人在一起拥抱的场面，觉得这里面有很多故事。随后就和宁岱一起去了很多的监狱。当然，之前用了很长时间去申请，和有关部门申请希望去监狱里做访问。

　　黄：去了很多监狱？女子监狱？

　　张：我们去了17个监狱采访，天津、河北、山东等地。特别是去采访年轻的女杀人犯。在天津的时候，就碰到了一个《过年回家》的真实原型。结果在完成剧本的最后阶段把她加入进来。所以《过年回家》是两个家庭合在一起的一个故事，它当然是一个以真实故事为基础的影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