思想的再对话

东西方撞击与融合的新转向

丁子江著

 新比较学派文库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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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序

1985年，在问及希望出生在哪个国家时，大历史学家汤因比面带笑容地说，他希望出生在“公元1世纪佛教已经传入的中国新疆”。[1] 第二年，季羡林先生不约而至地为此作了一个注脚：“世界历史悠久、地域广阔、自成体系、影响深远的文化体系只有四个：中国、印度、希腊、伊斯兰，再没有第五个，而这四个文化体系汇流的地方只有一个，就是中国的敦煌和新疆地区，再没有第二个。”[2]

“会当凌绝顶，一览众山小“，汤恩比以宽广的视角，高瞻远瞩地注视着人类东西方文明开始撞击与融合的最初发源地，并在过去、现在、未来的历史大时空中，纵横驰骋着他无以伦比的想象、理念与预言。不愧为一代大师！汤恩比这样一类的巨匠就是东西方思想对话的最佳载体和沟通者。

当下，我们的这个星球越来越小，人们用了一个新名词，叫地球村。从星球的这一头到另一头，可以说，打个长一点的“盹”就到了。高科技电子通讯与电子媒介日新月异的迅猛发展，似乎已真正可使“秀才不出门，全知天下事”。地球村的“村民”们虽肤色不同，但挤在一起，热闹非凡。有喜事，也有丧事；有舞会，也有械斗；有爱心，也有恨意。无论你在上海、孟买、东京，还是纽约、巴黎，伦敦，都是这个“地球村”内的一条“小街”。在任何都市，你可以碰到来自几乎世界各个角落的男男女女，老老少少。本书著者每天任教的美国加州的那所州立大学，又是“小街”上的一个“小院落”。在这里，两万多成员中有百分之五十以上是非白人的各种“有色人种”。

无论何时何处，下至个人、家庭、团体、行业，上至国家、民族、社会、世界，各种人们都在进行着不同从微观到宏观“对话”：政治的、经济的、文化的、宗教的、教育的、文艺的、日常生活的。其中最高层次一定是思想与思想的对话。“不知别国语言者，对自己的语言便也一无所知”，这是大文豪歌德的一句名言。同样，不知别国文化者，对自己的文化便也一无所知。这种比法，似乎有些武断，但沉思之后，它的蕴义确可发人深省。大剧作家肖伯纳笑谈说：“你有一个苹果，我有一个苹果，互相交换，各自得到一个苹果；你有一种思想，我有一种思想，互相交换，各自得到两种思想”。这一比喻语调俏皮而意味深长，让人在苹果的清香中嗅到了思想的浓郁。思想互换的收获与其它任何互换根本不在一个数量级。

    “思想永远是宇宙的统治者！”柏拉图曾这样告诫世人。每一种文化最高升华的境界就是思想，因此，文化与文化的交往与沟通的最高形式就是思想与思想的对话。只有对话，才可“化干戈为玉帛”，才可“相逢一笑泯恩仇”，才可“四海一家皆兄弟”！

在主编一套《东西方思想家评传系列》丛书时，本书著者曾这样说过：在色彩学中，质朴的蓝色与红、黄两色同为三原色，天然而成，无法分解成其它颜色；而在思想与思想的对话中，这种原色可以分解为良知、智慧、理性与人文精神。这正是人类文明和文化纯净而透彻的结晶。正是这一结晶，赋予社会发展以灵魂、动力、脊梁和血脉，而它们的肉身显现或人格载体就是一代代的东西方大思想家。以此观察历史、现状和未来，便有了一种理智、公正、犀利的洞穿。这种洞穿，是致力于东西方思想对话的作者们在无止境的跋涉间隙，真诚奉献给读者的礼物，微薄而又厚重。它将反观那些连贯古今思想上的一步步累积过程及其不断爆发的聚变；正是这些累积与聚变引起了人类社会巨大的发展与进步。在对思想对话的评述中，捕捉了一个个精彩的历史瞬间，一朵朵天才的思想火花；这些瞬间和火花，赋予人类一种灿烂的品质，同时又构成一种永恒的启示。追寻东西方思想大师的意义远远超出哲学范畴，人类存在的所有特点，都可以从他们的对话中领悟；人类全部的思想精华，都对广大的读者无限敞开；思想大师们指向的精神高度，能使我们从日常生活经验中跃起、上升，点燃信念之灯，照亮深邃的生命。

在另一拙作《思贯中西》中，著者感叹过：即便是哲人，西方古哲人与西方今哲人也很不同。古哲人大都素朴恬淡，其经典形象经常是：身着粗布袍，左手捧一碗清水，右手捏一块面团，面对无尽的苍穹和喧闹的人世发呆。所谓一心追求知识和真理。难怪柏拉图叹曰：知识就是德行。今之哲人却似乎什么都不弃，金钱、权力、名气、美色、刺激……不管精神的还是物质的，都兼收并蓄，且美其名曰：人类文明的进步、人性的健全发展。欧洲今哲人与美国今哲人又有不同。今欧哲们仍缠在形而上学的思辩网结中，一天到晚不是烦就是忧，活得不甚洒脱。而美哲们则嘻嘻哈哈，相当快活，玩玩人造语言游戏，弄弄鬼画符式的数理逻辑，哪管什么思想体系、终极真理。我国古哲人与西方古哲人同中有异。“同”是均重智慧人伦；“异”是在于，西哲是简餐，中哲却是美食，甚是嘴馋。自孔子“食不厌精，脍不厌细”和老子“治大国若烹小鲜”始，我国哲人个个是尝遍天下美酒佳肴的美食家。“会吃”几乎成了不但是文人，甚至是哲人圣人们的文化特征。我国今哲人与西方今哲人更是相异。后者在物质精神的追求中，不忘自律的理性诉求，反对盲从；而前者却仍在他律的缰绳下求生。我国的今哲人与其先祖古哲人也颇为相左。后者敢于嘴馋，善于嘴馋，并不为嘴丧志，不时还强调个“文死谏”；而今日哲人却是既嘴馋，脊椎又不够硬挺。[3]

自古以来，最功利的和最不功利的恐怕都是中国的读书人。从孔子发动“文化大革命”，创办私学以来，文人便有了机会，仕途大展，所谓“十年寒窗无人问，一举成名天下知”、“洞房花烛夜，金榜题名时”。显然，人人都知道那书中藏着黄金、乌纱和美女。从这一点来说，西方读书人原本倒不怎么功利，因为其时代落后，实行世袭制，埋没了升迁机会。后来，西方传教士来华，从科举制中大受启迪，将之引回，也以考为准，才出现了文官制。这怎么也得算儒家政治对西方民主的一大“贡献”。但在其他方面，西方读书人却相当功利，每本书、每座桥、每座建筑，都留下著者和设计家的大名。而我国读书人在这一点上则似乎很不功利，大多不朽之著，像《四书五经》、《道德经》、《淮南鸿烈》等，都不知作者何人；还有不少作品更是伪托之作，有的甚至从未传世，只在人们掘墓后才见天日。就连巨著《红楼梦》的作者究竟为何人，恐怕仍旧存疑。这倒也好，从事作者考据学的人能混碗饭吃，不致失业。真难以想象，一辈子呕心沥血著书立说，却隐名或伪托他名，功名心何等淡泊。当然，这其中不排除有恐文字之狱者（主要在清代及清代之后）。

知识分子应是任何思想对话的主体。过去有一个很狭义的界定，即知识分子就是文人、读书人、受过教育的人。其实不然，在这些人中，有相当一部分，甚至大部分配不上这个称号。英文“Intellectuals（知识分子）”一词的主要意思是指具有丰富知识、同时又具有很强的思想性的个人。多年来，对什么是知识分子这个问题有着广泛而深入的讨论，比较一致的意见认为，知识分子有三个基本特征：一是比较广博的知识，尤其是跨学科和跨文化的综合知识，而非是仅仅知道自己某一单纯领域的专业机器；二是独立思考的能力，拥有较强的理性思维，尤其是追求真理、具备批判和不盲从的精神；三是社会责任感，尤其是具有正义感和自律精神，是非分明，同情人类的苦难，反对一切不合理的制度和现象。要做到这三点，说难也难，说不难也不难。在这个世界上，这样的人应该有不少。不然，我们的未来真是没有任何希望了。说实在的，著者最为负疚的即是本人自身对“知识分子”称号的名不符实，也许充其量只是一个“文人”或“读书人”。

社会生活如此丰富和精彩，而我们的时代却是一个浮躁的时代，也是缺乏思想大师的时代！是精神低下、急功近利、夜郎自大、素质欠缺、眼界狭窄、阅历短浅、天分不够、环境恶劣、经济窘困，还是物质贫乏？是其中之一，数项并列，还是全部因素的综合？对别人不敢妄加评论，但本书著者自叹不是全部，而是几乎集中了其中大部分。因此，著者希望借这本题为《思想与思想的对话：东西方精神的撞击与融合》的书，释放自己、开导自己。读有关人类思想之书的意义远远超出学术和理论的范畴。人类存在的所有特点，都可以从这种阅读中领悟；人类全部的思想精华，都对读者无限敞开；思想大师们指向的精神高度，能使我们从日常生活经验中跃起、上升，点燃信念之灯，照亮深邃的生命。正如近代哲学之父笛卡尔所训示的：“阅读所有的优秀名著就像与过去时代那些最高尚的人物进行交谈。而且是一种经过精心准备的谈话。这些伟人在谈话中向我们展示的不是别的，那都是他们思想中的精华。”然而，在我们整个民族的文化习惯中，阅读思想之书并不普遍。据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一项调查显示：全世界每年阅读书籍排名第一的是犹太人，一年平均每人是64本。上海在中国排名第一，只有8本。而中国13亿人口，扣除教科书，平均每人一年读书一本都不到。也就是说，犹太平均读书量是中国人的64倍。这种持久的忽视，更使著者本人在埋头于本书写作时感到来自内心深处的催促。但愿这种催促能够企及更多的人，能够在阅读的荒原上点亮星星之火。如果可能，每个试图了解有关东西方思想对话，尤其是思想大师对话的人只读一遍，星星之火，也就有了燎原之势。

英国大哲培根曾疾呼：“除了知识和学问之外，世上没有其他任何力量能在人们的精神和心灵中，在人的思想、想象、见解和信仰中建立起统治和权威。”著者在中美两地都受到一定的哲学训练，从事哲学教研也已有相当年头，故对东西方思想和文化多少有一些心得和体会。本书是著者多年对东西方思想探索的一个积淀。以“思想与思想的对话”为书名，尽管有点儿不自量力，但其实这只是对某种理想状态的追求，而非对学术成就的价值判断。回想已过的大半生，归来归去，恐怕唯一干的正经事，就是不断地捉摸“什么是思想的对话？”，“为何要思想的对话？”，“何人可以参与思想的对话？”， “如何进行思想的对话？”等。很惭愧，人微言轻，始终并未能够为思想的对话真正做到了什么。不管如何，顺挂在东西方思想巨匠们所舒展的巨翅上，能于历史大时空中纵横穿越一遭，宛若升腾到了一个从未达到的境界。这就很知足了。

笔者多年来一直致力于东西方思想的研究，除教学研究外，还兼任英文学术杂志《东西方思想杂志》（Journal of East-West Thought）的主编，中文学术杂志《东西方研究学刊》的主编，《东西方思想家评传系列》丛书主编，东西方研究学会会长以及国际东西方研究论坛主持人等。这些有关历练也为本书的完成提供了较为坚实的积淀。

由于成文有先后，本书大不少章节曾以相对独立的文章发表过。然而，时代和认知的局限，本书很多篇幅相当不成熟，甚至幼稚可笑，但为了尊重自己的治学历史，著者宁可冒“过时”和“水平低”之嫌，而仍然将它们推出。除引言外，分四篇14章。引言主要回顾了东西方思想对话的历史脉络与进程，介绍了西方近代史上的“崇华派”与“恐华派”的演变，“西学东渐”与“东学西渐”两大趋向，分析了东西方思想对话在引领多元社会发展中的作用；尤其着重揭示了当前这个对话的困境、危机与挑战，并试图指出它可能的机遇、复兴与发展趋势。第一篇有5章，主要讨论东西方研究中的方法、方法论以及元方法论问题，如概念化与操作化、主位与客位、研究设计与研究工具、分析单位与分析层次、据收集与数据分析、文化取样与主题取样、多元跨越与纵横坐标、案例分析与模式创新法等，并继续深入考察了比较方法和语境化理论，以及如何在跨文化语境中进行东西方比较研究以及在后现代语境中进行东西方比较研究等。第二篇有3章，主要讨论当前最有影响的三大文明观：即福山乐观主义的“文明趋同论”，亨廷顿悲观主义的“文明冲突论”，以及尼斯贝特中间主义的“文明差异协调论”等。第三篇有有4章，主要讨论西方大思想家，如笛卡尔、穆勒、罗素、杜威、哈贝马斯等，在中国的传播与影响，并构成了某种程度的“思想对话”。第四章有1章，主要讨论西方世界主义与中国传统的天下主义。 

丁子江 2014年11月完稿，2017年1月修订稿

目录

引言 东西方思想对话的的历史拐点

一、从“崇华派”与“恐华派”两个西方术语谈起

二、东西方思想对话的双向大格局：“西学东渐”与“东学西渐”

三、东西方思想对话引领多元社会的发展

四、东西方思想对话的困境、危机与挑战

五、东西方思想对话的机遇、复兴与趋势

六、东西方思想对话中的全球观比较

第一篇 东西方思想的对话：方法新论

第一章 东西方研究的方法论与元方法论

一、概念化与操作化  

二、主位取向与客位取向  

三、研究设计与研究工具  

四、分析单位与分析层次  

五、数据收集与数据分析  

六、文化抽样与对象抽样  

七、多元跨越与纵横坐标  

八、案例分析与模式创新

第二章 比较方法的再审思

一、比较方法的历史渊源

二、比较方法的概念界定

三、比较方法的学科运用

四、比较方法的分类形式

五、从比较主义到新多元比较主义

第三章 语境理论的再审思

一、语境理论的创立过程

二、语境理论的现实运用

第四章 在跨文化语境中的东西方比较研究

一、文化自我反思的语境化

二、东西方研究中的语境化

第五章 东西方思想对话的三大语境化差异

一、语境的本体性差异

二、语境的方法性差异

三、语境的伦理性差异

第六章 在后现代语境中的东西方比较研究

一、后现代主义的概念界定

二、后现代主义的思想取向

第二篇 东西方思想的对话：三大创意文明观

第七章 福山乐观主义的“文明趋同论”

一、《历史的终结与最后的人》

二、《我们的后人类未来：生物技术革命的后果》

三、《国家构建：21世纪的政府治理与秩序》

四、《政治秩序的起源：从史前时代到法国大革命》

五、《对付中国》

第八章 亨廷顿悲观主义的“文明冲突论”

一、亨廷顿的文明观

二、亨廷顿文明观所受的批判与挑战

第九章 尼斯贝特中间主义的“文明差异协调论”

一、东西方思维方式的差别

二、对福山和亨廷顿的批判

第三篇 东西方思想的对话：近现代欧美大哲在华传播与影响

第十章 走近近代哲学之父：笛卡尔思想在华传播与影响

一、笛卡尔思想在中国传播的历史回顾

二、笛卡尔思想的独特性及其对中国现实影响

第十一章 思辨精神的东方化：康德和黑格尔思想在华传播与影响

一、康德和黑格尔思想在中国传播的历史回顾

二、康德和黑格尔思想的独特性及其对中国的现实影响

第十二章 公共知识分子的伟大楷模：穆勒思想在华传播与影响

一、穆勒思想在中国传播的历史回顾

二、穆勒思想的独特性及其对中国现实影响

第十三章: 东西方思想的直接对话：罗素和杜威思想在华传播与影响

一、1920年代东西思想对话中的罗素化与杜威化

二、在东西方思想对话的历史语境中重温罗素

第十四章 新思潮的引领者：哈贝马斯思想在华传播与影响

一、哈贝马斯及其思想

二、哈贝马斯思想对中国的影响

第四篇 东西方思想的对话：世界主义与天下主义

第十五章 西学东渐与中华传统天下主义

一、西方世界主义的历史回顾：从苏格拉底到哈贝马斯

1.西方古典世界主义

2.康德对世界主义理论的革命

3.哈贝马斯对世界主义理论的革命

4.世界主义的现代解读

二、中国传统天下主义的概念界定、历史演变、转型样式与现代论争

1.概念界定：疆域、皇统、玄学、伦纲、史观、知论、韬略

2.历史演变：从孔夫子到孙中山

3.转型样式：“家-国”、“虚-实”、“隐-显”、“内-外”、“寡-均”、“治-乱”、“静-动”、“情-理”

三、对传统天下主义的外部冲击与影响

张骞出使西域；佛教东传华夏；百夷会聚长安；马可波罗访华；郑和七下西洋；利玛窦世界图；西方列强侵华；开放与全球化

四、中国近现代有关世界主义的论争

后记 

参考文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