罗素与徐志摩

丁子江

在所有当年新型文人中，徐志摩（1897～1931）恐怕是最感性地，并用最浪漫笔调来追捧罗素的人。他操着诗化的语言将罗素著作描绘为犹如“夏日黄昏时穿透海上乌云的金色光芒——冷静、锐利、千变万化。在“我所知道的康桥”一文中，徐志摩说：“我到英国是为要从师罗素。罗素来中国时，我已经在美国。他那不确的死耗传到的时候，我真的出眼泪不够，还做悼诗来了，他没有死，我自然高兴。我摆脱了哥伦比亚大博士衔的引诱，买船漂过大西洋，想跟这位二十世纪的福禄泰尔认真念一点书去。”

1920年9月，徐志摩获得哥伦比亚大学经济学硕士后，便舍弃在此校继续攻读博士学位的机会，计划进入剑桥大学跟师从罗素，早在1916一次大战期间，罗素就因倡导和平，被剑桥大学三一学院除名。据罗素自己回忆“整个1920年我几乎都在旅途中”，中间访问过苏联，回到伦敦便发现了一封中国讲学社的邀请信。徐志摩计划赴英时，罗素确在伦敦，等他赶到伦敦，罗素早已踏上了去中国的途程。8月间离开英国，中间还在法国停留了20余日，10月间到达中国。当时，徐志摩也许以为罗素的访问不过一两个月，谁知前前后后竟持续一年多。徐志摩无奈只得改读伦敦大学政治经济学院，在该校并未认真地念书，而全然违逆父愿，改以文学为志趣，并创作新诗。徐志摩说自己“正迷上尼采”，但毕生受到影响的是罗素；旅美期间，他已读了不少罗素著作，被这位大哲的人格魅力与博学智慧所深深吸引。他决定到英国，既无预先办理任何剑桥的入学程序，也未与罗素本人接洽，更非知悉罗素的动向，真可谓是激情的驱赶。“徐志摩没有想到，他告别美洲大陆，是他人生道路上的一个重大转折。他放弃了做汉·密尔顿的理想，丢掉了实业救国的抱负，中国少了一个政治家、经济学家，多了一个诗人、文学家。” （John  Slater. 2009.“Introduction,” The Basic Writings of Bertrand Russell, Routledge, pix）

 1923年初，徐志摩翻译了罗素“教育中的自由——拒斥机械论”一文，在译序中，他声称，罗素所倡导的每一句话都是心灵的自由，而所最憎恨的是思想的束缚。可以说罗素是徐志摩一生的精神导师。1923年底，徐志摩发表了《罗素又来说话了》一文，称罗素的思想言论如同闪电霹雳般击向、震撼着资本主义那一耸入云际的高楼，因为他揭露了资本主义的本质：“工业主义的一个大目标是‘成功’（Success），本质是竞争，竞争所要求的是‘捷效’（Efficiency）。成功，竞争，捷效，所合成的心理或人生观，便是造成工业主义日趋自杀的现象，使人道日趋机械化的原因。”这种残酷的生存竞争必然引发唯利是图、尔虞我诈的人生观念，它使人性坠落，人格沦丧，人所应有的意志自由、性灵自由，即人文精神，或曰人的“诗性”、“神性”，就渐渐地沦落，慢慢地被扼杀了。“这就是说，现代的社会趋向于侵蚀，终于完全剥夺合理的人生应有的余闲，这是极大的危险与悲惨。”徐志摩以当时英国社会为例，像中产阶级之顽愚，嫉妒，偏执，迷信，劳工阶级之残忍，愚暗，酗酒的习惯，等等，都是生活的状态失去了自然的和谐的结果。因此，他对资本主义的工业文明始终持否定、批判的态度：“我们只要想起英国的孟骞斯德，利物浦；美国的芝加哥，毕次保格，纽约；中国的上海，天津；就知道工业主义只孕育丑恶、庸俗、龌龊，罪恶，嚣厄，高烟囱与大腹贾。”在文章的最后，他归结道：“归根的说，现有的工业主义，机械主义，竞争制度，与这些现象所造成的迷信心理与习惯，都是我们理想社会的仇敌，合理的人生的障碍。”（俞兆平 ：“徐志摩论科学与人文”，《福建论坛》2005年4期）

 在各个方面，徐志摩都受到罗素的影响，比如他在“罗素于幼稚教育”一文中提到：“一个人品格教育的形成是在六岁以前,不是以后”。在论及罗素的《中国问题》时，他评价说：“罗素这本书，在中西文化交融的过程中,确实地新立了一块界石。”（徐志摩：“罗素与中国——读罗素著《中国问题》”，《罗素谈中国》，沈益洪编，浙江文艺出版社, 2001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