悼念遇难的富新二小的孩子们。丁子江图

四、心理援助的资源分配

对社会矛盾或冲突的界定，学术界有以下几种说法：一、心理对立说，认为矛盾就是心理对立的形式。如美国心理学家冯克提出，一切人类冲突，都是“两个或两个以上社会基元的一种极端的心理对立关系形式”。 二、价值对立说，认为社会矛盾都是指“某个人或其他人或组织集团之间的不相容性”，“是指价值观念的较量”。三、资源争夺说，认为矛盾是对权威或利益等资 源的争夺。如美国政治学家科布和埃尔德提出冲突实质上是一种互动模式，是对于权力、地位等稀缺资源的争夺。四、环境互动说，认为冲突是有机体—环境之互动。如美国政治学家J·C·戴维斯就从生态学角度提出，冲突行为不过是“有机体与环境之间互动的函数或产物......冲 突不过是环境的互动”这几种对社会矛盾定义的解释，是当代西方较为流行的观点。这些观点揭示了社会的互动性与对抗性等外显的特征，而且在一定程度上也反映 了社会矛盾的现实原因。当代西方理论家把社会矛盾与社会政治资源及其分布状况联系到一起，反映了社会两极分化、分配不均等种种社会问题，这说明西方社会矛 盾理论涉及到了社会利益及利益关系。

改革开放以来，阶层结构的变化是我国社会转型和经济转轨的最核心内容。30年来，我国经历着从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农业社会向工业社会转型的过程，经历着从计划经济体制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转轨的过程，这些转变最直接地体现在社会阶层结构的现代化变迁上。根据中国社科院《当代中国社会阶层研究报告》的分析，三大精英阶层，也就是代表权力主体的政治精英、代表资本主体的经济精英和代表文化主体的知识精英，在具有的最大公约数，即某种共同利益下实现了合流，亦或为“策略联盟”。三大精英基本上对现行体制具有认同感或归属感，从而构成了具有相对稳定边界的社会主导集团。由于三大精英集团的存在，广大工人和农民被边缘在经济、政治和社会生活之外，成为社会弱势群体。社 会阶层位序体现了现代化的社会阶层结构。阶层位序取决于各个阶层拥有的文化资源、经济资源与组织资源数量，拥有三种资源数量越多的阶层，其阶层位序就越 高，反之越低。在现代化社会，国家与社会管理者阶层、专业技术人员阶层、企业主和经理人员阶层，由于他们拥有的组织资源、文化资源和经济资源最多，所以一 直处于最高或较高阶层的位序，而农业劳动者阶层和产业工人阶层阶层位序就比较低。由于我国是仍在发展中的人口大国，各种资源极为有限，在心理援助上的资源 当然也不例外。因而，应当特别注意资源分配的合理性问题。这次参与灾区心理援助行动，总体感到，资源分配方面大致平衡，但一些方面还是不尽人意，没有完全 分清锦上添花与雪中送炭的关系。今后最好更加强以下几点平衡。

1点与面的平衡。也许强项本身就包含着某些弱点。前面提到的，太平二中与剑南路小学都有点“大兵团”作战的态势，几十人集中到某一个点。尤其是比起作为市重点学校的剑南路小学，其他更多的严重受灾的学校更需要得到关注。当然这里面有着一定的地方社情及行政等原因。

2城与乡的平衡。我 们志愿者自行访察和做过心理援助的位于重灾区的雍峙村小学、秀水镇小学、青莲镇小学等，此外我本人访察过的伤亡极其惨重的九龙镇小学、富新镇二小、金花镇 中学、武都教育中心等，另外还有更多偏远地区的各类学校，如我去过的遵道、广济、土门等县的不少学校当时几乎无人问津。鉴于这种状况，不如将大兵团分散兵 力进行深入乡土的“游击战”，到更需要“雪中送炭”的地方去。

3主与次的平衡。我们探访过位于北川县城旁任家坪的北川一中，其7层教学楼一垮到底，1000多师生罹难，但这里不如位于县城里的北川中学引人注目。不过，无论如何，这所学校比城里没有遭受严重灾情的学校应更成为团体心理辅导的重点。

4急与缓的平衡。即便同样受灾，有些学校相比较起来对心理团体辅导的需求更为紧迫。我配合福建志愿者队，去过梓潼县仁和镇仁和小学为500多名小学生做心理辅导讲座，效果不错。但平心而论，这里离震中较远，并没有直接的伤亡与损害。其实可以比其他更急需的受灾学校相对可以缓一缓进行工作。

5国与民的平衡。所谓国与民平衡，是指来自各级政府资源与来自各种民间资源之间的平衡。由于我国的国情，前者始终是主体，但也要重视后者的辅助作用。过去只顾埋头赚钱的富豪们，如今已开始对慈善事业愈益热心。86岁的余彭年三度荣登“胡润慈善榜”榜首8的余彭年，自2003年以来，已累计捐资超过30亿，几乎是其个人全部的资产。被各界誉称为“中国首善”的民营企业家陈光标10年来向慈善事业捐款捐物累计4.75亿元，受资助的人数达20多万人。震后，陈光标最先率120人工程队赴前线，冒险救起128人，百万现金悉数送灾民；此外他共捐了785万元现金还有大量救灾物资。陈光标的义举获得了亲临灾区指挥的温总理的高度赞赏。不还有少人士为救灾捐资亦过千万。在央视的《爱的奉献》上，苏宁电器董事长张近东派代表捐赠5000万元现金，这是除之前匿名以个人名义向中华慈善总会捐款5000万以外内地富豪所捐出的最大一笔捐款。张近东在地震发生后于第一时间向四川灾区捐款500万元，并从总部派出高层组织成立抗震救灾小组，当天就飞赴灾区深入了解灾情。荣程钢铁在出示了捐款3000万的捐款牌后，又在现场宣布再加7000万捐款，至此，这个公司为本次地震灾害捐献的款项已达到1.1亿元，董事长张祥青正是在唐山大地震时失去父母的孤儿，现在反过来回报救助过他的社会。由此看来，心理援助计划还要更多地争取民间的资源。

6内与外的平衡。所谓内与外的平衡，是指国内外各种资源的平衡。30多年前的唐山大地震正是忽略了国际资源。在这一点上，中科院心理援助行动做得相当到位。仅我本人在绵竹工作站时，就为两位来自美国慈善基金会的代表当了临时翻译，其中一位叫Jane的女士是新奥尔良图林大学的心理学教授，专作过那次飓风灾后的心理援助；另一位叫Greff的 女士是灾后援助项目的主管，参与过世界上很多灾难的援助。我还与两位日本心理学家—京港大学的教授高桥哲和小林朋子交流过。此外，英国卫报记者爱琳采访工 作站时，我也当了一会儿临时翻译。此外，我还见到过一些其他来自欧美等国的外籍专业人士。后来，听说绵阳工作站与无国界医生组织等国际机构建立了广泛深入 地业务合作。

五、心理援助的中西比较

由于研究的需要，我曾对美国的各种社会援助工作，其中包括心理援助，进行了一些案例分析。由于文化和社会政治制度的不同，中西方在心理援助上当然也存在着差异。

1宗教精神的“有与无”比较。美国及西方的心理援助者往往借助宗教的某种影响与力量，而我国则一般反对这种“有神论”的作法。尽管总体来说，中国并非像印度那样的极端宗教国家，但普通老百姓的神灵意识还是强烈的。我在安县雍峙寺以及其他大小寺庙中，看到不少人为地震死去的亡灵超度。

2民间组织的“长与短”比较。欧美国家存在长期以久的民间社会援助组织和基金会，以及大量的志愿者全体。尤其美国人的对慈善和社会救援行为有着较强的自律与公德心。美国人传统的清教徒精神就是：拼命的赚钱和拼命的捐钱；因而每年人们在社会慈善上的捐赠数量惊人，共有2万多各种私人基金为社会，尤其是为弱势群体进行赞助与服务。很多人除了本职工作外，还兼任志愿者，例如我本人就当过法庭义务翻译员，社会援助义工等。美国的民间社会援助形成了一 条龙服务：心理援助、社会扶助、法律协助、基金资助、就业辅助等形成缺一不可的链接；它还形成了规范化体制：责任分工、统计数字、背景确认、隐私保密、综 合保障、多元渠道、财会监管等；而我国的民间救援体制很不完善，往往开始大家一窝蜂地涌入，而后来却可能销声匿迹了。正如中国青年报一篇题为“四川地震灾 区心理咨询师调查”报道所说的，“哄地来了，倏地走了”。对此，文中一位心理高级心理咨询师的答案是“之所以一哄而散，不是他们没有爱心，而是因为来时就是凭借‘激情’而不是‘信念’！不是他们不想留下来，而是因为没一个好的志愿制度，让他们发挥自己的专长！之所以一哄而散，不是因为他们感觉灾区已经不需要了，而是因为从众而来，则必然会从众而去！”

3政府职能的“强与弱”比较。相比中国的救灾，美国政府作用就显得很不得力，例如新奥尔良的飓风灾救援就为世人诟病。不过，美国法律对各种救援的捐款有着严格 的规定，较少出现出现浪费、贪污与腐败。总体来说，美国及西方政府的社会救援计划和实施有着其短程、中程以及长程的目标。例如美国政府针对在“9•11”恐怖袭击中出现心理问题的市民，而制订了长达20年的援助计划。

4法律伦理的“宽与严”比较。随 着社会的发展，在西方，人与人的之间呈现了新的复杂关系和新的伦理规范，有的甚至可能引起“性骚扰”一类的法律纠纷。从前在“团体心理辅导活动”中的游戏 就是强调身体接触；在哀伤辅导时，其中也有各种利用身体接触进行抚慰的方法。这恐怕值得商榷。在美国各级学校里，对教员的一个忠告是，千万不要接触学生的 身体，无论是异性还是同性。有一位刚到美国的中国男士善意地拍了几下邻居家的小男孩的屁股，表示友好的问候，不料遇到麻烦。拥抱本是西方在告别时表示亲热 的习惯传统。然而，前不久，美国一个6岁的小男孩拥抱了班里的一个女孩，结果引起轩然大波。我观察到，在地震灾区对孩子们做心理辅导时，有志愿者在分别时看到孩子们的眼中有些许的失落，连忙抱过他们，亲他们的小脸。在今后的专业实践中应当注意社会伦理规范与行为方式的新趋势。

此外还有操作方式的“优与劣”比较与筹款途径的“多与寡”比较等，前面已有所提及，这里就不加赘述了。强调说明一下，以上只是当时的个人体验，其实，中科院心理所所 主导的这个心理援助项目，在我离开后，又有的长足的发展与成功，前面提及的那些美中不足之处早已得到改进与完善。在这里就算“马后炮”与“事后诸葛亮” 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