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异国他乡，华人新移民中产生了愈来愈强的抑郁倾向。其中最惨烈的一个例子，恐怕是我在美国普渡大学的校友蒋国兵博士。

 

2006年7月21日凌晨，已过不惑之年的蒋先生从加拿大多伦多一座高速公路立交桥一跃而下，告别了人世。蒋先生是1979年湖北省高考理科状元，早年从清华大学本科、硕士毕业，后在普渡大学获得核物理学博士，31岁就破格提拔为清华大学副教授。2001年，蒋先生从大陆移民加拿大，与家人团聚，因找不到合适工作，于第二年进入多伦多大学化工系再次攻读博士学位，2006年获得多伦多大学博士学位。然而第2次博士获得后依旧找不到合适工作，怀才不遇的蒋先生郁郁寡欢，生活艰辛。蒋先生与妻子卢彩蓉育有一对金童玉女，分别是14岁的儿子和2岁的女儿。无奈之下，蒋先生曾经想考虑回国发展，但是根据他同学讲，考虑回国怕丢面子，蒋先生一直未能决断，因为有人讥讽，唯有混不下去的留学生才回国。生活与心理双重压力终于压跨了这位难得的优秀人才。

 

一位普渡校友这样回忆道：蒋国兵，当心中反复念叨这个似曾相识的名字的时候，才猛然发觉他居然就是我们在普渡天天踢球的好友。当网上那个怀抱普渡毕业证书，充满对未来的渴望的蒋国兵的照片出现在眼前的时候，我心中的震惊与悲哀真是难以名状，实在难以将当年那位勃勃生机的老蒋与今天毅然而绝的蒋国兵等同起来。震惊后的沉思总是让人多几分客观和理性，当遥远的印象和已经淡忘的回忆在悲哀的追逐下渐渐清晰起来的时候，我觉得应该写点什么（虽然本人非常不擅长写作）以纪念逝去的老蒋......。

 

在那位普渡校友心目中，老蒋是一个对自己的专业很执著和自豪的人，而在踢球时，他又是一个狠人和猛人。老蒋的这股狠与猛劲可能与他不顾一切纵身跃桥是息息相通的。老蒋是一个练气和练武的人。他说话，总是不紧不慢，似字字气发丹田，中气很足。老蒋不爱说话，但若开口，定是有理有据，似真理在握。可以清楚的感到，老蒋有非常清晰且坚定的人生观，老蒋的话，虽然不一定都能获得他人赞同，但他言谈之间流露出的确信和执著可以让我深深感知到他所信奉和信仰的东西。老蒋在普渡组织了一个中国武术队，组织同好并免费传授武术。他在清华就是武术队长。一联想，他的踢球，讲话，做事，果然有一种练武，练气的味道。老蒋还是一个易于相处但又不苟言笑，极具原则的人。家庭生活中，老蒋更是个好父亲，好丈夫。老蒋是一个快乐，满足的人。由于在球场上的勇猛，他普遍赢得了我们这些队友的尊敬。同时，也可以感到他在专业上也是有成就感的。那位校友还不无遗憾地叹道：“自从毕业离开普渡后和当年大多数朋友都失去了联络，其中也包括老蒋。没想到，一有音信，竟是永绝。以此片言只语，作为回忆，也作为对老蒋的纪念。”

 

普渡大学似乎是一个被魔咒紧缠着的地方--仅在中国学生中间就发生过这里发生过三次恶性凶案：其一，多年前一名中国女研究生因婚外恋，竟被其夫杀害并肢解；其二，中国男研究生尹某刀杀两位韩国姐妹（后来他在狱中自杀），其三，中国女研究生陈丹蕾杀夫碎尸。这次又听说了蒋国兵事件。真是百感交集。我一直很关注华人新移民中的精神抑郁问题，为此曾与《中国新闻周刊》著名记者曹红蓓女士长谈过这个题目，后来她将我的某些不成熟的看法，凝练成了以下几段在刊物上发表的文字:

 

......丁子江认为：文化的最深层困惑，是思维方式的困惑。它根深蒂固地影响着海外的中国移民，像一个魔咒，左右着他们的行为方式……。

......丁子江认为，在美国，中国人几乎无法从事管理层的工作，只能作为职业机器的零件而存在。究其原因，根本上还是文化障碍；同时，中国的教育方法决定了中国人才的思维方法比较不具有创造性，因此在技术和研究领域，也很难取得真正的成就。“文化的融入不是学习来的，是浸泡出来的”……。  

......对于吃着麦当劳、听着摇滚乐长大的小留学生来说，他们的抑郁看起来更让人无法理解。我们总以为，在他们成长过程中，西方文化的影响似乎比中国文化更大。丁子江分析其中原因时表示：表层的了解无法解决真正的融合。麦当劳、摇滚乐等只是大众消费文化，是很容易模仿的、很表面的文化。当你真正置身西方文化中时发现，你无法与这个文化的魂魄产生真正的共鸣，所以骨子里还是原来的一套。而且，在表层文化下面还有很多不很显性的亚文化，如美国的青少年文化，外国人就更摸不着边际……。

 

曹记者思索独到，眼光敏锐，文笔也很有风格。下面转载她的全文，与博友们分享，否则仅读上面的一点文字，恐会有断章取义之嫌。

 

华人新移民：抑郁，弥漫在文化差异的夹缝之中

《中国新闻周刊》记者曹红蓓

 

文化失落感，使他们孤独，他们的抑郁，是文化差异间弥漫的一种乡愁般的情绪

 

将近一半的失眠是由精神原因引发的，而很多在国外的华人移民都有长期失眠的经历。《少女小渔》的作者，旅美华人作家严歌苓自诉，曾连续30天几乎没有睡眠。而好朋友演员陈冲，和她有一模一样的失眠体验，吃一模一样的安眠药。“如果发现哪个药疗效好，她们真的是奔走相告。”曾采访过这二位的华人作家陈燕妮说。

 

由抑郁到抑郁症

 

在这些饱受失眠困扰的人们眼里，住加拿大伦敦市的贾建军一定是他们“羡慕”的对象。来加拿大快三年了，平常的日子里，他一天总要睡上12个小时才够。贾建军是那种妻子孩子都在国内，一个人在加拿大坐移民监的“假单身”。第一个月的亢奋期一过，投入紧张的实验室工作后，他就陷入了巨大的疲劳感之中，从实验室回来，常常瘫在床上，一动不想动。又挺了一个月，他开始打电话给妻子，支支吾吾说想回去。来加的前8个月，贾建军是在非常“羞惭”的状态下度过的：在国内历来对功课驾轻就熟的他，在加拿大考试前的睡眠是要以分钟计算的，经常是通宵看书到天亮。

 

贾在国内是学医的，他了解有关抑郁感的知识。他曾经观察自己，每到考试前或家人探亲来了又走了以后，总要经历一个多星期左右的情绪低落。这种密集的情绪低落逐渐平息后，还会经常有反复和波动。清华大学英语系女孩小卫，5年前跟男友共同赴美留学，不久两人因琐事分手。失恋的反应如此强烈，一个人在异国的街道上，小卫经常走着走着就无法控制地流眼泪。对她来说，一切都回不去了，生活中没有哪怕一个让自己感觉温暖的人。她火速找了一个新的男友，火速结婚，又火速有了孩子。她斩断浪漫幻想，用一个充满了琐碎噪音的家庭把自己包裹了起来。在很多人眼中，来美12年的加林已经成功地进入了所谓的美国主流社会，他在著名的大公司里靠实力拿着一份比大多数美国人都优厚得多的高薪。然而多年来，他却并没有交到一个能说得上话的美国朋友，而所谓“主流”的生活，又使他失去了大量的中国朋友。在中国人的聚会上，加林时常独坐向隅，成了抑郁的边缘人。

在移居国外的某一段时间里，新移民普遍会经历不满、失望、沮丧等负面情绪。据加拿大心理医生施威廉估计，在加拿大华人新移民中，经常有抑郁情绪的占1/3。这种在普通人身上发生的短暂抑郁现象是压力超负荷时的信号，是人长时间面对压力的必然反应。同仁医院医生许天红分析了移民在国外由不适应到产生抑郁的过程：最初是否定期，特点是已感到心理不适，但仍告诉自己“我没事，我意志很坚强”；然后是抑郁期，也叫抑郁情绪期，特点是持续时间长达两周以上半年以内，严重程度还不至于影响到学习和生活，情绪在高兴和不高兴间波动较大，医学上尚未达到抑郁症的诊断标准；抑郁期过后，将要出现一个重要分岔，这一时间内，能有效进行身心调节者自然过渡到适应期，然后逐渐复原，反之就会发展为抑郁症。不可超越的玻璃顶

 

前途焦虑、分离焦虑、跨文化差异等种种因素，是导致新移民产生抑郁情绪的原因。心理专家指出，在各种原因中，最难解决的是跨文化差异所导致的文化适应问题。

对移居西方国家中国人来说，文化适应问题显得尤为艰巨。从语言上，分属汉藏语系的中文和印欧语系的英文背后所承载的文化信息有着巨大的差异，对于中国移民来说，语言障碍永远存在。在生活方式上，美国可能比欧洲更令中国人压抑。美国总体上是清教徒的文化，社交活动通常以家庭为单位，平常没有什么夜生活，人际交往淡漠。中国移民的业余生活极其单调。那种“晚上十点还有朋友招呼出去吃饭”的中国式交际，成为很多移民的社交奢望。中国文化是一种底蕴深厚的强势文化，在许多人的体会中，离开祖国后，中国的文化才在他们身上显示出深厚持久的影响力量。这种影响，年龄越大的人越无法摆脱。一些中年移民的中国人，后来完全是“看在孩子的份上”才坚持留在美国的。表面上，大多数的抑郁总是这样那样的实际问题引起的，如工作、学习、感情等。但很多实际问题归根结底仍然是文化问题。

 

美国加州科技大学教授丁子江认为：文化的最深层困惑，是思维方式的困惑。它根深蒂固地影响着海外的中国移民，像一个魔咒，左右着他们的行为方式。丁子江认为，在美国，中国人几乎无法从事管理层的工作，只能作为职业机器的零件而存在。究其原因，根本上还是文化障碍；同时，中国的教育方法决定了中国人才的思维方法比较不具有创造性，因此在技术和研究领域，也很难取得真正的成就。 “文化的融入不是学习来的，是浸泡出来的“。一些移民发现，“就在我们对第二语言的掌握越来越自信，对本地生活越来越熟悉的时候，却碰到了文化适应的终极之限——一个不可超越的玻璃顶。新一代移民的新抑郁

 

文化适应的玻璃顶是无论何时都会存在的，问题是，为什么在全球信息交往如此频繁，沟通条件如此发达的今天，华人新移民的抑郁反而有增加的迹象？许天红认为，二十几年的出国潮中，出国人员已经换了几代，而每代人的人格背景迥然不同。人格的完善是由社会造就的，如上世纪70-80年代初出国的第一代人中，很多都是有插队背景的老三届。这些人吃过苦，生活和心灵上长达10年的孤独磨砺，使他们能在异乡的土地上忍辱负重，白手起家。对他们来说，国外再难，也不过是再来一次洋插队。而相比之下，现在出国人的物质条件好了，心理素质却普遍比不上第一代人，尤其是近两年来由父母筹资送出国的小留学生。这些人出国的心理准备最差，也最容易为抑郁袭击。

 

1993年，中央提出了“支持留学、鼓励回国、来去自由”的方针，国家教委公布了《关于自费出国留学有关问题的通知》。留学咨询专家徐小平认为，以90年代中期作为分界，之前出国留学用的是别人的钱，回国愿望不强；而之后很多人出国用的是自己的钱，回国愿望很强烈。以前在中国人心中，美国是金钱圣地，到处是发财机会，所以到了那里的中国人的姿态很低，对生活要求不高。看在美金和能学习先进制度的面子上，精神需求方面就不讲究那么多了。现在，这些人在国内也能挣不少钱，再出国是为了寻求自我完善。所以格外重视生活的各方面质量。在此情况下，精神空虚就再也受不了，他们觉得这会使自己的生活质量下降得很厉害，而能赚到的美元不足以弥补自己遭受的损失。

 

对新一代移民来说，期望越高，当遭遇高才低用、遭遇不公平竞争和文化困惑时，越会陷入不满、失落和抑郁的情绪之中。“为温饱奔忙的赤贫顾不上抑郁，而他们有了抑郁的资本。”美籍华人作家陈燕妮说。因期望值与实际的落差而引起的抑郁，在加拿大华人新移民中更为常见。和美国的情况不同，在美国的华人，最担心的是身份，因此能留下来就算成功了一半；而在加国，身份感是初到时就有的。

 

根据加拿大数据分析公司的调查，华人新移民经常处于矛盾状态，他们既不能放弃以前的优越生活，又无法以较低姿态融入加拿大社会，一年后，当他们用光了从国内带来的钱，生活和精神上就会受到严重的打击。对于吃着麦当劳、听着摇滚乐长大的小留学生来说，他们的抑郁看起来更让人无法理解。我们总以为，在他们成长过程中，西方文化的影响似乎比中国文化更大。加州科技大学教授丁子江分析其中原因时表示：表层的了解无法解决真正的融合。麦当劳、摇滚乐等只是大众消费文化，是很容易模仿的、很表面的文化。当你真正置身西方文化中时发现，你无法与这个文化的魂魄产生真正的共鸣，所以骨子里还是原来的一套。而且，在表层文化下面还有很多不很显性的亚文化，如美国的青少年文化，外国人就更摸不着边际。

 

互联网可能是另一把双刃剑。和国外亲友经常保持联系的人会发现，虽然远隔万里之遥，他们对国内发生的各种大事小情无不了如指掌，上到政府换届，下到歌星绯闻，甚至某孕妇自行剖腹产子之类的社会新闻。对此，他们不仅有了解的渴望，而且有追踪的热情，这种热情远超于他们对美国总统大选的关注。心理医生指出，沉溺互联网上祖国的八卦新闻，是一种危险的标志，这说明：你对所在国的文化开始逃避了。

 

抑郁至此，何以解忧？

 

“我觉得我已经适应了。这种感觉就像一个人突然失明时，一定会痛不欲生，异常恐慌。但时间长了，当他意识到自己再也不可能复明的时候，只有慢慢地习惯，学着适应生活，在黑暗的天地里做一些盲人能做的事”，“永远不可能游刃有余。离开了原来完全不同的文化，就意味着生活的残缺，”；“身残志坚的人很多。”不只一个在陌生文化中坚强生存的华人新移民提到了失明或残缺的感觉，他们告诉《中国新闻周刊》，承认残缺，正视心底深处的恐惧，是开始适应的第一步。很多华人新移民信教了。在某种程度上，教会充当了这些人的社会支持系统，而上帝扮演了懂华文的心理医生的角色。

 

同仁医院心理医生许天红指出，有坚固的社会支持系统或能够有效建立新的社会支持系统的华人新移民，出现抑郁的几率很低。许天红制作了一个海外华人生存的人际圈模式：这个模式的核心是配偶或情人对海外生存者而言，最幸运的事是拥有一个同心同德、擅长沟通的生活伴侣；接下来是同在一国的亲戚、朋友主要是来自祖国的同学)；再外圈，是同事，这个圈子主要由生存国家的本地人组成，虽然心理上不能依赖，但工作上可以相互支撑。这个圈子很重要，需要投入大量的精力、财力去刻意经营；而最外面一层，是国内的亲友，这是海外生存者的大后方。

 

一些华人新移民说，我可以接受这个地方，但我不能接受这儿的文化。徐小平认为，如果是留学，在另一文化里独善其身并非明智的选择，因为一定要记住，留学的主要目标是接收另一种文化。这涉及到如何辨证地看待文化差异的问题。美籍华人作家陈燕妮说，美国远非某些华人体会的文化沙漠，她曾和华人音乐家谭盾在纽约的唱片街浏览，看到货架上“TAN”的一栏，唱片全被卖光了。陈自己也是一家华文报纸的创办人，她说，在洛杉矶的华文报纸就有50家之多。在陈眼里，美国文化是一座五彩斑斓，充满的宽容和机会的金银岛，觉得美国的文化冷感的人，是因为他们自己首先没有放开怀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