饮茶本应是件轻松的事，可在日本时，它竟成了让我浑身每一个血滴和细胞都严肃起来的礼仪窠臼，而且为了就嘬那么几小口茶，竟用了小半日的时光。 日本人极有某种“创造性的模仿能力”。“茶”和“道”这两个原本是似乎不相干的东西，竟可以被这个民族完满地结合在一起，以致玩成了“极致”。
    尽管中国古代的士大夫阶层对茶也有各种高雅的讲究和礼仪，但对一般中国老百姓来说，每日起床“七件事”，柴、米、油、盐、酱、醋、茶，这“茶”乃其中之一，可谓极形而下的东西。而与此相反，“道”却是一个极形而上的东西。
    看来，日本人对“道”的理解更接近庄子。有人问庄子：“道”在什么地方？庄子回答说：“道”可以在任何地方，甚至可以在瓦砾、蝼蚁、便溺中。如此一来，“道”当然可以在茶中。不过，日本人绝不像庄子“游心于淡”和“与造物者游”那么洒脱，那么追求精神的绝对自由，相反却将“道”当成非常拘泥的规范。
    据说，中国的茶叶是在奈良时代传入日本的，先是得到皇室贵族和出家僧人的品赏，后来逐渐扩展到民间，以致发展成为一种庄重严肃的仪礼形式。在日本人看来，饮茶不仅是品味茶本身的味道，而更在于欣赏茶院气氛、茶室装璜、茶具样式、茶沏过程及宾主之间心灵的沟通与交流。
    茶道传到日本，恐怕有点象高尔夫球传入中国一样，成了斯文和高雅的贵族运动！日本茶道讲究“和清静寂”，即所谓“四规”。既要有主客之间的融洽，又要营造清爽和宁静的情调。日本人真可称得上是形式主义者，茶道上就很能证明这一点。
    与日本人相比，即便是有身份、有教养的中国人恐怕更讲究内容、更注意茶本身的味道，尤其专重茶叶的品类及水质、火候等，对形式化的饮茶仪式和规范，则最多大而化之，点到为止，甚至常有忽略。至于劳动人民，当然还是以“大碗茶”来的过瘾解气。《红楼梦》上说：这第一杯茶乃品味；第二杯为解渴；第三杯则干脆是牛饮。由此可见，中国人在饮茶时，并没有觅出什么高深的“道”来，且不论牛饮也罢，解渴也罢，即便是品味也罢，都离形而上的境界远着呢。拿我为例，就知道一点诸如“酒满茶半”的规矩，老广在别人倒茶时要用指节“磕头”而源于乾隆野史的戏说，以及主人喊上茶就是逐客的说法等。
    考证一下，中华民族的“茶圣”，即唐代人陆羽（728—804）本人，好像也没有为后人规定什么太形式的东西。陆羽鄙夷功名利禄而以身许茶，其写《茶经》的目的是推广植焙之技艺以及饮品之益趣。《茶经》共十节，讨论了“源”、“具”、“造”、 “器”、“煮”、“饮”、“事”、“出”“略”、以及“图”等有关茶十大内容。在他之后，茶景日盛，从主要药用转为主要饮用，变成课税的经济作物和贸易商品，再加上文人墨客推波助澜，品茗成为中华文化的一个组成部分。
    眼下，茶更有身价了，据说它有防癌、减肥和养颜的功效。不过，在我看来，茶始终未达“形而上谓之道”的境界。
    谈到这里，顺便提一下一个当年震惊伦敦的“红茶案”。大约500年前，随着葡萄牙的入侵，一名叫赛琳娜的名门闺秀来到印度，斗胆品饮了来自中国的红茶，竟奇迹般从肥胖变成苗条，于是离开时携带了数百磅红茶，供其随时随地饮用。后来，在与英国王子的婚礼上，她偷梁换柱以茶代酒，法国皇后对此极为忌恨，便命马弁于夜深时潜入王妃卧房盗茶，竟遭擒获而被处以绞刑。
    中国唐宋时代的茶与当时崇尚潇洒闲适的骚人墨客大有口缘。通过日本的“遣唐使”以及后来的各种文化交流，上述“闲情逸致”般的风气东渡到扶桑，从而形成日本主要的审美观之一。 不过近代以来，随着资本主义的脚步，日本人的价值观和生活态度也逐渐改变。
    当代的日本人，尤其是年轻人，在疯狂的节奏下，大都疲于奔命，很难再谈得上什么太多的“和清静寂”。有意思的是，茶道精神与现代日本人的实际生活和观念完全抵触。因此茶道几乎成了某种文化传统的点缀，某种旅游景观的卖点，甚至成了文化研究的“活化石”。昔日的茶道专家大都为男性，如今则几乎全是女性。
    一个有趣的问题是：且不谈发展，茶道还能在日本存在多久？ 一位中国留学生告知，当有日本人问及中国饮茶的意蕴时，他竟一下子懵了，不知如何作答。后来，他自嘲地说：饮茶观的差别，大概可表明，我们中国人在内心深处比日本人可能更为自由吧！
    “不羡黄金罍，不羡白玉杯；不羡朝入省，不羡暮登台；千羡万羡西江水，曾向竟陵城下来。” 说真的，陆羽的这首《六羡歌》，对我来说，似乎更比饮茶本身更有韵味，就象丝毫未受污染，顶尖极品的绿茶那样清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