凶杀是人类文明的副产物，有欲，有妒，有惑，必有凶杀。凶杀者动机各异，或因财，或因权，或因色，或因仇。凶杀本应遵循犯罪学和法律学的鉴定，但在文学家的笔下，却显示了文学的悲剧美。男女凶杀者有着不同的悲剧效应。男性用剑杀人，女性用毒杀人，即用毒杀死那些最爱或最不爱但最近的男人，最著名的如潘金莲。男人是火，女人是水，水终能克火。一个典型故事是《爱米莉的玫瑰花》，讲述一个妇人不愿心爱的郎君远离，竟将之毒杀，置尸于榻以求长期厮守。还有一个故事，讲述一对男女决定殉情，结果女子自杀，男子却在最后一刻偷生。女魂在阴间等不到相思的人儿，便返阳，直把那男人挟至阴间。

     《易经》说：物皆有阴阳，阴阳和则物固，反之则物崩析；有阴阳交感而生情，情可使物聚，又可使物离。女性似重“近取诸身”，男性却似重“远取诸物”。也就是说，女性重身边人之情，而男性却重更远的物之利。男性凶杀多在战争、竞争和利害冲突中，为政治经济军事之求而杀戮；女性则擅杀亲近的人，丈夫、情人或丈夫的情人、情人的情人。男人为物欲而仇杀，女性则为人怨而情杀。女性的情，强烈得要男人死。对女性来说，既无能力又无必要杀那些不相干者。

     现代美国女性比其前辈更有魄力，水火交加，故生出惊天地泣鬼神的《燃烧的床榻》。据美国《洞察》杂志，美国男子入狱的数量增加了11.2％，而女子却增加了20.2％，几乎是男子的2倍。不堪忍受家庭暴力虐待而越来越多地走向暴力反抗和犯罪，是造成妇女入狱人数增加的一个重要原因。据统计，女性暴力罪犯中，有2/3是袭击家庭成员的；女性凶杀的矛头，25％以上是指向情人、配偶、前夫或男妓的。目前美国约有1000名妇女因杀害其丈夫在狱中服刑。

日本电影“不容性侵犯”（石井隆导演〕竟将现代日本女人的某种心理变态刻划得令人毛骨悚然：柔弱的千希露设计杀了三个轮奸又要挟她的汉子，然后将尸体冻于冰柜，但故事才刚刚开幕，她没有逃亡也没有灭尸，而从此观赏自己冻制三副肉块标本的杰作。一段时间后，有点厌倦的千希露萌生新生的念头打算出走欧洲。正在她刚关掉冰柜电源，未婚夫来了，他痛诉悔恨的衷肠，乞请宽恕。千希露感动了，于是两人激情荡漾之后，未婚夫突然闻到尸臭，继而找到化冻的尸体，惊惶失措的他看到未婚妻手中的凶器正朝自己砸来。暴风雨之夜，千希露裸露着失神地在崖边凝望，接着，纵身扑下。弱女雪恨的精巧构思，逼真细腻的写实手法，暴力指数的突显强升，这一切都让观众胆战心惊。凶器皆为垂手可得而熟视无睹的日常用品：锤子、瓶子、床单、胶带等等。在后现代的思潮下，如此“生活化”的凶杀渲染，很容易让称为“复印猫”（好莱坞的一部连环凶杀影片的片名，描绘了人们模仿犯罪的情景）的青少年们受到“教唆”。目前，这类日本女性“以暴制暴”的复仇影片大受青睐，如《 41号女囚》、《末路狂花》、《操我》等。有影评专家认为，在商业化模式的激励下，日本女性复仇电影早就以观众“喜闻乐见”的方式在不断上演着；这样集女性凶杀、暴露，以及微弱而扭曲的女性反抗意识于一身的影片，恰是商业电影体制下的畸形儿。

 

     说《杀夫》在海峡两岸引起轰动。我在美国芝加哥大学从事研究时，曾当面问过她的写作动机。1976年李昂赴美，住在白崇禧之子，教授兼作家白先勇先生加州的家中，偶尔在桌上翻到一本《春申旧闻》(陈静山著)，这本小册子中记载的都是上海滩十里洋场的奇闻轶事，李昂本是作消遣，不料被其中一篇《詹周氏杀夫》吸引住了。詹周氏是个信佛的女人，其夫是屠夫，以杀猪为生，那个男人以杀猪为乐趣，还常常戏弄信佛的老婆，强迫詹周氏看他杀猪，从不杀生的詹周氏吓得闭住眼睛。但丈夫不放过她，把妻子当作取乐与施虐的工具。日久天长，詹周氏有点疯了，她趁丈夫熟睡，把他斩成8块，放在床下。不料那屋子的地板有缝，血就流到楼下二房东家中，那房东以为是猪血，也不当一回事。但她借口污血弄脏了她屋子，要赔一条猪腿，詹周氏这时已经不知所措。二房东上来敲竹杠，结果从床下拖出一条人腿。案发后，詹周氏被判了死刑，但未到枪毙日，抗战胜利了，詹周氏也不知去向。李昂说：“这段史料很有价值，我把杀夫的背景搬到了台湾鹿港，写出屠夫残忍背后的东西。”

    相比之下，女人更证明了阴柔胜刚强的道家哲理。不过，文学家常会误导人们，似乎男女之间只有战争，只有迫害，来点儿凶杀，才足以升华生活的悲情美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