走向市场并不容易
──《易中天文集》第六卷前言
1997年秋季的某一天,我坐在北京一间办公室里,挖空心思要为即将出版的一本新书,起一个抢眼的书名。
这本书,就是收入本卷之《中国的男人和女人》。
这是继《闲话中国人》之后,第二本打算走市场的书。策划出版事宜的,是我的学生和朋友野夫,他同时也是作家和书商(现在已经只写作了)。既然走市场,书名就不能不讲究。但是,我们两人差不多想了整整一天,什么招都使过,也没能有一个满意的结果,最后只好这样。看来,走向市场,并不容易。
那么,为什么要走向市场呢?
这就牵涉到一个根本的问题,那就是:我们究竟为什么要有学术,我们又为什么要做学问?如果是为了谋生,完全可以有别的选择。比如我想要有财富,就应该去经商;想要有权势,就应该去从政。哪怕去打工,虽然收入不多,却可以活得轻松一些,不像做学问这么费神。如果说是为了社会,那么抱歉,学问这玩意,似乎并不像学问家自己讲的那样重要和有用。请诸位想想,大学里学过的那些学问,有多少在工作中当真派上了用场?学问家出版的著作汗牛充栋,真正阅读的人又有多少?既然如此,我们又为什么还要坚持做学问呢?问得再深一点,在这个社会中,学问和学术,究竟有什么存在价值?
自然科学和工程技术的事,就不说了。社会科学(比如经济学)的事,也不说。这里只说人文学科。人文学科的意义,其实有两个,一个是“文明的延续”,一个是“人文的关怀”。工作,也有两个,一个是“文化的传承”,一个是“文化的传播”。传承的意义不言而喻。没有文化的传承,就没有文明的延续。没有文明的延续,就很难保证我们大家,都成为文明的人。这是一个长远的效益,不能算眼前小账的。
因此,作为社会分工,必须有一批人,专门来做文化传承的工作,包括做一些既没有直接经济效益,也没有直接社会效益的事情,比如古籍的整理,考古的发现,历史的研究,等等。这很重要,不可或缺。做这项工作的学者,甚至不必有什么“创见”。只要能让人类文明“薪尽火传”,就是成就,就是贡献。何况传承的过程中,也总会“有所发现,有所发明”,甚至“有所创造”。这本身,也是延续。
做这种工作,需要一种态度,即“为学术而学术”。也就是说,他们做这些事情,不为别的,只为学术本身。既然如此,那就不需要走向市场,也不能够走向市场。一旦走向市场,就可能会丧失学术的品位和纯粹。因此,这一部分学者,应该由纳税人养起来。养起来,才没有后顾之忧,也才能专心致志于学问。这个钱,纳税人得掏。任何一个负责任的政府,也应该给予足够的财政支持。
然而文化和文明,不但需要传承,还需要传播。没有传播,文化和文明,就只剩下了博物馆的意义。当然,纳税人可以去博物馆参观。公共博物馆,现在还免费。这其实也是传播,但有限。与公众的日常生活,也很难发生直接的关系。何况大多数学术著作,一般人还是看不到、看不懂的。这当然并无可厚非。问题是,如果所有的学术研究,都跟广大人民群众八竿子打不着,那么,文化传承和文明延续的意义,又如何体现呢?
显然,我们需要“文化的传承”,但不能只有这一项工作。我们需要“为学术而学术”,但不能只有这一种态度。至少,我们还需要“文化的传播”。比方说,把思想文化的遗产和学术研究的成果,用最通俗易懂的方式,告诉公众。这在某种意义上,也是对纳税人的回报。因为学术研究花的钱,是纳税人掏的。学者这个群体中,总得有人来报答一下吧?
不过,这还不是最重要的。更重要的,是传承也好,传播也好,文明的延续也好,归根结底是为了每个人的幸福,是为了让每个人活得更好。这,才是人文学科的终极目的。因此,还应该有一部分学者,秉承人类的共同价值,在自己的研究和著作中,表现出“人文的关怀”,甚至直接以此关怀为目的。这,就是“为人生而学术”。
为人生而学术,就要关注人、人性、人际关系和人的生存环境。而且,这种关注还不能是居高临下或冷眼旁观的。研究者必须把自己也摆进去,要有自己的感受和体验,甚至要当作自己的一种生存方式,一种活法。只有这样,研究的结果,才可能是从自己心灵深处流溢出来的,带着鲜活的生命和情感,也才可能为广大人民群众所接受。
这就可以走向市场,也必须走向市场。因为公众是否接受,只有一个标准,那就是他肯不肯掏钱买你的书。这是公众在“用钱投票”,因此也是一种“民主”。只不过,学术著作走向市场,经受市场的检验,并不容易。其中的酸甜苦辣和成败得失,就只能以后再说了。
易中天
2010年11月25日
《易中天文集》共16卷将由上海文艺出版社在今年5月出版,第六卷收录《中国的男人和女人》一书。本文集目前只在当当网出售。
本文刊载于6月3日《南方都市报》,责任编辑刘炜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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