头一次尝到排队的苦头，是到大姨所在的邻村为家里弹棉花。那个年代，做这生意的很少，周围几个村，也就有那么一两家。所以，一到弹棉花的时候，人们往往扎堆，排起长龙来。那次，也忘记了什么原因，父母竟让我这个半大小子去弹棉花，按说，这差事，是怎么也轮不到在家排行末尾的我的头上的。

不知深浅的我，竟欣然接受了这个差事，和一个伙伴高高兴兴地领命而去。这一去，我就后悔了。到了现场，一看前面，弹棉花的已经排了长长的一大溜，没办法，只好在后面挨着了。那知，这一挨，一个上午过去了，没挨上，肚子饿的咕咕叫。此时，大姨倒是来过让我到她家吃饭，可我哪敢离开长龙半步呀，只好硬撑着。这一撑，又是几个小时过去了，直到傍晚，才捞着我把棉花弹上。弹完棉花，向家走，我是又饥饿又委屈，眼泪都流了出来。

再次受到排队之苦，是去县城的酒厂换酒。用地瓜干换，在春节前。那次，记得排的队更长。你想，那个年代，全县就这么一个酒厂，别的地方的酒又进不来，一到年关，买酒换酒的人能不蜂涌而至吗？队伍就排在一排盛瓜干的高大的仓库前，一天都一直很慢地蠕动着，好长时间，也前进不了多少。挨着饿，熬过了中午。挨着冻，又挨到了天黑，终于有幸在人家下班前才换上了酒。当我担着酒坛子摸黑往家赶的时候，心里那个滋味，真是不知与谁诉说。

等我上了大学，最难的，仍然是排队，就是那一天三时的吃饭。当时，大学的条件还很不好，卖饭的窗口少，一到放学，同学们都发了疯一样地往食堂窜，好早去一点打上可口的饭菜。人们都这么想，往往连队都不排，因此，打饭窗口天天挤成一窝蜂，那个气人呀。尤其是体育系的同学，力气大，又穿着脏脏的运动服，往前挤，最占优势。为此，学校也整顿过这种混乱秩序，但成效甚微，只好不了了之。

我对同学们这种不排队的行为深恶痛绝，但也是干生气没有一点对付的办法。我唯一能做的，就是从不去插队打饭，坚守自己的做人准则，那就是排队。我敢说，大学期间，一直排队打饭的，全校只有我自己，不会有第二个人。因为我总是固执的认为：排队，是一个人，一个团体，甚至一个国家讲文明的最基础、最本能的条件反射一样的一种表现，如果一个人在公众面前连起码的排队意识都不讲了，那这个人的品德肯定是很恶劣的。

也许就是因为了从小就体会到的排队的艰辛和关乎到道德品质，所以我对排队的信念一直固守着，到现在也没有变。我大学毕业后就进入了所谓的政界，在这风风雨雨几十年里，我亲眼看到，有那么多同一个层面混的的人跑到了我的前面：有与我同龄的人；有与我小的人；有与我小十几岁的人；更有与我小二十几岁的人。这些人，说到底都是加塞超过了我，无非是，他们的加塞理由，有的能拿到桌面上，有的只能永远藏在桌子底下罢了。

其实，我不是傻子，我曾在党的最要害部门工作了八九年，年龄也已过了不惑，有些事我自信知道的东西、懂得的道理要比一般人多得多。

但，我对排队的信念就是像顽石一样固执，即使曾经碰得头破血流，也终不悔改。我不知道我的这个几乎一生的坚守，到底是对了还是错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