甲型H1N1流感让我更爱国

标签:
地坛医院n1h1北京疾控中心护士宣武杂谈 |
分类: 每日心情 |
甲型H1N1流感让我更爱国
因为和北京第五例甲型H1N1确诊患者的一次地铁十号线的“亲密”接触,因为在《北京新闻》和千龙网上看到的地铁监控录像中自己的身影,因为身体发热和喉咙不适的种种巧合,让我和北京疾控中心取得了联系,让我在地坛医院被隔离,让我更爱我的祖国!
2009年的5月26日一上班,我的电脑就出现了一侧近几天一直关注的新闻“北京第五例甲型H1N1确诊病历患者5月22日乘坐地铁监控录像由北京市疾控中心对媒体公布”。我马上点击了此条新闻,因为在之前的新闻中,我已经得知了我在22日所乘坐的地铁时间段和第五例确诊患者相符。
打开新闻链接,我看到了视频画面中不想看到的内容。自己当天恰恰就站在确诊患者的身后,仅仅不到50厘米的距离的位置排队等待地铁。瞬间的恐惧战胜了我的勇敢,不停的抱怨战胜了我的理智,更多的担心战胜了我的平静。我感到了身体开始发热,喉咙干痛,身冒虚汗。(虽然自己再之前几天的媒体上已经知道了甲型H1N1流感是可控、可防、可治的,但不知为什么那个时候还是感到了恐惧)。
时间在我这里好似暂停了10分钟一般,在这个10分钟时间里,我的脑子快速的运转着。我把我可以想到的任何情况和假设都像电影一样的上演了一次。同事看出了我的不适,关心的问我怎么了,我当时立即决定告诉身边的同事这一事实,毕竟他们应该知道,也有权利知道。同事们听过后也来看了视频画面,怕我一时着急看错了,在得到了同事的肯定后,我决定给北京疾控中心打电话,这个时候我唯一可以想到的可以依赖的就是这些疾控中心的工作人员了。
通过电话沟通后我按照北京市疾控中心工作人员的要求步行去了友谊医院的发热门诊。在我说明了自身的情况和检测了我的体温是37.8度后,友谊医院的工作人员立即将我隔离,同时联系了宣武疾控的工作人员。不一会,宣武疾控的工作人员开始了为我采取咽拭子和血样并且联系了地坛医院和急救中心的救护车。
就这样,我在下午的15时左右被送到了地坛医院。在我的想象中,地坛医院应该是万分的恐怖的一个地方,各种的冷冰冰的词汇一拥而出,什么“隔离、传染病等等”。一下急救车,第一个接待我的年轻护士的第一句话就感动了我。她说:“别害怕,没什么的,现在的情况不像你想象的那么严重”。显然她从我的眼神里看出了陌生让我产生的恐惧。在填写了一些相关的信息后,我被另外一名护士接到了隔离病房楼下的电梯门口,我们在等电梯的时候相互问及了一些私人的话题,始终这名护士没有提及任何关于隔离或与甲型H1N1流感方面的任何问题。
电梯打开了,从电梯里走出一个身穿防护服的护士,在两名护士的物品和表格交接后,我被送上了电梯。我很冒昧的问刚才带我来电梯处的护士怎么不一起上来,那名护士冲我微微一笑后说:“我是专门接送前来隔离的患者的,至于里面,就是她们来负责了。”
在电梯从一层上升到五层的时间里,我如同走了五十年一般的感觉。脑子里想象着即将进入的隔离病房的种种情形。一出电梯,站在我身边的护士让我先出电梯,之后她用消毒水将电梯喷洒了一下。再之后,我就被带到了自己隔离时的病房了。在病房里,那名带我上来的护士问了我具体的情况,并耐心的和我交代了一下生活方面的事情(包括怎样叫护士、水卡如何使用、三餐时间等等)最后那名护士对我说:“我就是你今天的护理人员,你有什么需要随时叫我就可!你就叫我“小石”吧。“小石”说实话,因为紧张和陌生,我真的没听清楚她是不是就叫“小石”,但毕竟我还可以用“小石”这个词来称呼她,而更多的为我们护理的人员和大夫却连一个名字都不知道。(说来真是惭愧啊)
下午17点左右,我再次的进行了体温的检测,结果是37.2度,还算是低烧。我更是坐立不安了,为什么会突然的低烧呢?是不是自己真的被感染上了呢?带着种种地问题我开始了抱怨,抱怨那名第五例患者为什么从疫区回来还大摇大摆的乘坐公共交通工具,为什么偏偏还被我遇到,为什么自己的抵抗力这么的差等等。现在想来那是真是有些歇斯底里了。可是想来想去还是开始理解第五例患者了,毕竟人家也不知道自己被感染了,人家也有自己的生活,人家也不希望被感染啊!
晚上9点多的时候,宣武疾控中心的工作人员打来了电话,通知我的咽拭子检测为阴性,也就是说我并没有被甲型H1N1流感病毒所感染,至于低烧可能是咽炎所导致的。当我听到这个消息的时候,我倒是很平静了,平静时因为我不知道该如何的去转换我的心情。平静的是通过一个下午在地坛医院的隔离,我已经对甲型H1N1流感没有任何的恐惧了,因为我很相信中国的医疗水平。
到了第二天,
同时,我又想到了我身后强大的后盾,我的祖国!我在走出地坛医院大门的时候,我深深地吸了一口新鲜的空气,然后对着天空看了许久。自己的心理默默地感受着自己的生命,感受着自己生活在中国的幸福和自豪!我更加的爱你了,我的祖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