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家琼瑶女士发公开信给儿子和媳妇，信名《预约自己的美好告别》，表示无论生什么重病都不需要急救措施，不动大手术、不送加护病房、绝不能插鼻胃管，没痛苦地死去就好。

　　每个人都必将面对死亡，独自面对死亡。在政治观点、法定权利角度展开争论，主要围绕社会是否能积极介入展开。即在极端情况中，生命已进入倒计时，救助只具有安慰性质，已不能缓减疼痛，是否能以注射药物或其他方式提前结束绝望的挣扎，让生命终结得不那么痛苦。

　　我其实支持在严格限定前提条件的基础上，将积极介入明确为法的许可。这并不意味着如果有那么一天，我终将选择同意对自己实施安乐死。这也不意味着如果有那么一天，我绝对不会同意对自己实施安乐死。未来渺不可知，我现在没病没灾，怎样的假设都只是假设而已，假设中的对于生命的依恋程度，假设中的对于痛苦的感觉程度，都不是真实的，现在就强说如何如何不过是站着说话不腰疼。

    　纵然积极介入明确为法的许可，最高决定权显然在自己，永远只属于自己。一个人，纵然已经签字同意对自己实施安乐死，但在实施前的那一刻，只要还有意识，就可以改变此前的决定。当一个人指定了另一个人、一些人，在自己失去意识后，代为决定是否立即结束自己的生命，那么，那一刻来临时，只有这个人、这些人能代表他自己作出决定。

    　此外，尚存在着消极对待。即主动放弃治疗，不力求速死，但也不人为延长生命的长度。无论积极介入或消极对待，决定权都在自己，永远只属于自己。因为生命首先属于自己，最终只属于自己。自己的生命面前，妻子是外人，亲生子女也是外人，都无权代替自己作出决定。

   　 对于目前的丈夫，对于未来的自己，琼瑶女士目前所主张的就是消极对待。问题在于她丈夫平鑫涛先生尽管此前立下遗嘱，其实有支持消极对待的意思，但表述不清，且究竟指定了具定执行人没有，亦不可知。如果没有，当他自己已失智、没有了记忆、没有了自理能力、甚至失去了表达能力，而妻子与子女间发生异议，几乎没有办法解决。其实，即便有吧，当妻子与子女间发生异议，强行解决也是非常困难的。但无论如何困难，主动将家事放到网上去曝光，试图挟舆论以自重，都是很不理智、很不得体的。

  　  他人的生活，哪里是外人能真正地走进去的；他人的情感，哪里是我们能真正感知的，于社会、公共管理角度看待类似事，我们只希望个中人无论作出怎样的选择，都是出于生命本身的无奈，出于对生命本身的态度，而并非出于其它方面的原因。特别不会在技术上并没有问题的前提下，却因社会制度本身的不如人意，导致患者及其家庭虽然继续生存的意愿强烈，却不得不对自己、亲人说不。

  　  我小的时候，就住在医院的家属区里，见到多少农民并非病不可医，但就是拿不出钱来，被用板车拖回家啊。家属一边拉着车，一边哭泣；病人躺在板车上，一动不动，一脸的漠然……那情境，一辈子难忘。我现在写评论，谈到医疗保障，总是要强调：无论如何，不设个人付费封顶线，不想办法逐步实行“先看病，后付费”制度，一定是不行的，很大程度上就是出于小时候的记忆。

    　尽人事，而知天命。人事在先，为制度设计，为公共责任；天命不可违，既然生命终不免为一场悲剧，则悲剧的落幕线应掌握在自己手中，只能掌握在自己手中。当自己已无力掌握，便将生命托付于爱。

　　具体事件中，目前的这种生存状态是平鑫涛先生能够接受的吗？不可知。只能说，在他本人失智后，即便他自己的选择被事实改变，希望这改变也是出于参与者对他此前表述的不同理解，出于对他的真切的爱。我们真正期望的，总是无论至亲们最后作出怎样的决定，都是出于对自己的爱。人世间，爱并不会覆盖每一个角落。但命运如斯，除了对爱的渴望、爱的追求、爱的信心之外，我们还能抓握些什么呢？那一时刻，当我们自己的愿意被强行改变，唯一可以接受的理由，能够给予生命的最后慰藉，就是爱的存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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