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月10日，四川省达州市宣汉县南坝镇龙湾村的一位村民为自己母亲办90岁寿宴。新闻中说，这位母亲87岁。究竟是87周岁，还是虚岁87？如果是虚岁87，究竟虚一岁，还是虚2岁？皆不详。参照现实生活经验，这位母亲87周岁的可能性非常小。不管怎么说，距离90岁，总还差得老远。

　　这样办酒，总是很被村民不齿。所谓寿宴，以寿为名，实际是强行收礼，大家都心知肚明。但凡有点小事就要摆酒收礼，纵然没事也创造些事出来，即便亲戚间也不免在背后议论，更何况只是村里的邻居，动辄就必须来吃一顿高价“江湖菜”，怎么可能不心疼，不暗地里数落以至诅咒呢？

　　现实真的是很残酷。譬如我生活之地的一些村子里，甚至已彻底撕下了温情的面纱。在这些村子里，纵然只是最一般的同村居民关系，出于乡情而来凑热闹，礼金也必须在200元以上。低于200元，主人家当然也收，不过收礼时必高声宣布某某某礼金太少，没资格吃饭，也不用端茶请座。这就是公然羞辱，逼迫来人必须随200元以上的礼。其实，本地农村的“江湖菜”，至今每桌也就200－300元的成本。不要说人家终究还是随礼了（本地一般有100元），就算人家不随礼，同是乡邻，来凑热闹，免费吃一顿又算得什么呢？赤裸裸地要钱到这一地步，哪里还谈得到什么乡土社会里的淳朴敦厚。

　　变着花样儿摆酒，在吾乡早已是惯例。如有些人家的孩子还在读高一，已经摆录取大学的酒宴了，理由是大学嘛，终归要上的；酒嘛，终归也要摆的，早摆晚摆都是摆。一些人已经定居外地，如果在外地买了房子，也要专门回老家来摆酒。我认识一个村民，挺直爽的一个人，去年也摆了酒，让大家都来吃饭，大家问：为什么呀？村民回答，什么都不为，我家好多年不摆酒，你们自己算算，这些年都各自摆了多少次酒、收了我多少钱？我实在没办法了，也不乱扯由头，就是单纯摆酒，收点礼，补补亏空，行不行？

　　胡乱摆酒，现在已确实是公害。基层政府、组织关心此事，限制办酒的次数，确在相当程度上体现了民意。如龙湾村以村规民约方式规定：子女结婚可以办宴席；老人去世可以办宴席；老人在80岁和90岁的时候可以办宴席，多数村民肯定是心底赞同的。该村的村规民约中规定有处罚措施。如那位提前数年为母亲办90岁寿宴的村民，就被处罚以650元的“违规办酒席认识费”。现实些说，他的受罚，恐怕也有许多村民暗自叫好。

　　但这样的处罚是否侵犯了公民权利？答案也是肯定的。纵然摆酒的目的就是收礼，甚至为收更多礼金而不惜公然羞辱他人，摆酒者毕竟没有强迫他人参加，没有伸手去他人口袋里明抢，随意摆酒依然在其权利范围内。各级政府充其量能够对公职人员的摆酒行为施以一定的行政性限制，但对于其他社会人群，真没有什么办法。

　　或者说，当摆酒成为公害，我们之所以不断随礼，早已并非我们对主人有深情厚谊，只是我们顾及“面子”。但我们顾及“面子”，那些动辄摆酒的人，他们顾及“面子”吗？他们还要脸吗？其实，动辄摆酒必然被他人背后议论、暗自诅咒，个中人心知肚明。却依然故我，就是因为个人中看准了：自己不顾及“面子”，不要脸，但其他人会顾及“面子”、会要脸。问题是，这样被迫着、巴巴地去随礼，就是“面子”了吗？

　　我们已经不认同管制型社会，我们渐渐习惯了强调公民权利、政府行为的边界，然而，在摆酒等事项上，我们依然希望政府出面，帮助去规范，这是理念变化时期的一种特定现象。基层政府参与此事，一般也是出于好心，但时代变了，权力已不可能渗入民众生活的每一角落，甚至必须面对舆论的质疑。我们之中的许多人其实对权力充满警惕，认为在我们这个权力并不真正受约束的社会里，政府今天能够以限制摆酒的名义侵犯公民权利，那么，明天，后天，还将以怎样的五花八门的名义剥夺公民的合法、正当权利？这样对权力充满警惕是可贵的、充满远见的。

　　自由之为自由，恐怕不仅意味着权利范围内的事务可以自己作主，更是只能且必须自己作主。以摆酒随礼为例，无论对方是邻居、同事，甚至亲戚，明确对他们的不合理行为说不，往往不能由他人代劳，而只能你自己表明态度、落实于行动，否则便不能自拔。

　　究竟随大流，尽管心里一百个不愿意，也迫于他人的不顾及“面子”、不要脸，积极随礼，还是不受他人任何形式的挟迫，明确对不合理行为说不，算是真正顾及了自己的“面子”，在复杂的现实社会中，那是很难有确定答案的。然而，出于对现实生活中种种不顾及自己的“面子”、不要脸的人与事的厌恶，出于对简单而理想生活的向往，我们必须为后者“点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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