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镇与湖北省公安县埠河镇隔水而邻，公安县为荆州市下辖之农业大县，著名的粮、棉、大蒜产地。农业县云者，在今时今日，基本为财政穷县。之所以穷，则往往与不合理的税制关系最大。

 

　　税为实现公共服务而收，税制的公平，首先体现于事权与财权的统一，直白说，干了活要领工钱，领了工钱的一定要干活，不能赖公共服务经费，更不能领了经费不做事。在分配上即中央与地方各级财政之间的纵向分配要合理，地方财政之间的横向分配也要合理，何者为地方税，何者为中央税，以及在共享税种中各自的分成比例，必须要一清二楚、落于实处。国际惯例，是物业税（房产税，国内体现为土地出让及配套税费收入）、流转税（增值税、消费税）、资源税等主要属地方，所得税、社会保障税等主要属中央财政。

 

　　具体征税方式于国际惯例为消费型，即在消费终端环节征税，可以名之为直接税，而因为缺乏诚信体系，没能实现对社会的数字化管理、帐目式管理，为了征税的方便，我国沿用了生产型征税模式，在生产环节征税，可名之为间接税。直接税的公平是收出来的，间接税的公平则依靠分配，不幸的是，税收之复杂、琐碎，近乎头顶繁星、恒河沙粒，全面运算、计划的可能，仅仅在理论上存在，分配的依据，终究取决于分配者的个人意愿，注定是不公平的。何况间接收税，经手者必定要“分赃”，不然，会失去征收的动力。以间接税的征收方式，配以吾国原本就乱成一锅粥的事权与财权关系，自然导致税源首先向生产地集中，生产集中地不合理地分配到巨额不当得税之外，再度向中央财政集中，“干活的不一定有工钱拿，拿了工钱的不一定要干活”，如上所述，实现公平转移还为“不可能完成的任务”，以至是否能成为“贫困县市”、享有更多上级财政转移支付扶持，在现实生活中，并不主要体现地方的公平应得数或贫富程度，而主要体现了地方领导的“公关”能力。“公关”能力，不可避免要滑向灰色交易、权钱交易能力。

 

　　富者因不当得税而愈富，贫困地区却因不当失税而愈贫，地区间差距越拉越大为必然结果。愈是农业大县，非生产集中地，如公安县，不当失税愈多，地方财政愈困难，千方百计保地方财政收入乃成为头等重要之事。

 

　　出红头文件规定公务用烟数量，实际上，是规定公务用烟必须尽可能使用本省产品，并不惜以重罚相挟便顺理成章。烟酒、特别是高档烟酒为重税商品，使用本省产品，则重税沉淀于本省，地方财政因此会得到巨额分成。分成本应归地方所有，比之理论应得，现有之分成比例已经是太低了。更倒霉的是，因为税制不公平，如果不是出售本地产品，连已经过低的税收分成也拿不到。早在两年前，《南方周末》已经就荆州市“百官倡烟”作过专题报道。本轮刺激内需过程中，不少省份亦出台对地方重税产品的保护性措施，特别集中在车、烟、酒等商品，皆是出于地方财政考虑而不得不如此。（荆州楚网）http://news.163.com/09/0503/10/58CPAAI00001124J.html

 

　　指责公安县政府行政开支过于庞大，仅规定内公务使用本地烟消耗，估计达400万左右，加上对外地产品的消耗更是惊人，需要加以规范，加以约束，自然有理、应行，却不在本篇小文讨论范围之内。老实人谈些老实话，行政开支庞大本身为体制病，县政府或者会放纵自己随便开支，却绝无可能提倡下辖机构也肆无忌惮，红头文件所规定，不过是上得了台面、见得光的相关支出的底线帐罢了。

 

　　放下上一话题不说，本文欲讨论的，只是不合理税制对非生产集中地、特别是中西部地区的恶劣影响。相关保护性措施的出台，看似颟顸霸道、粗陋可笑，却着实为无奈之举。

 

　　可以这样设想：如果税制公平，事权与财权相统一，地方应有之税必定归于地方，管你卖本省烟、外省烟，总之地方一样收到本应归于地方所有的全部税款，地方哪里还会凭空耗费人力物力这样搞！不要空泛地讲市场原理，市场经济体系是建立在公平基础上的完整体系，没有公平税制、公平分配，公平基础坍塌了，市场经济体系也就解体了，再无任何原理可讲。如同前期普鲁士一样，不大的地域范围内，数十个邦国都要设卡收关税，不设卡就没钱可收、无税可入、不足以维持最基本的公共服务，直接要邦将不邦了。

 

　　为今之计，便是回归市场的公平本质，一定要与国际接轨实现公平税制，实现事权与财权的统一，实现在具体征收方式上的生产型向消费型接轨，以直接税替换间接税，使地方应有之税归地方，中央税归中央。暂时不具备全面推行的条件，至少应立即在易于管理的车、烟、酒等重税商品、大宗商品上实行。终端交易在公安县、荆州市、湖北省完成，相应税费就应该直接进入公安县、荆州市、湖北省财政，因为相关公共服务，主要是公安县、荆州市、湖北省公共机构提供的。现在强调扶持中西部地区发展，实现公平税制、勿使中西部地区沦为工业集中之发达地区的“血库”，就是最好的扶持。否则，扶持力度不可能达到输血力度，将永远是中西部地区“割肉”支持发达地区，地区间差距会越拉越大，呈撕裂之势。

 

　　因此引发的行政行为乱局，实在“罄竹难书”，如上述之条块分割、地区封锁。湖北省禁湖南烟在省内声势浩大，湖南何曾没有在重税商品上做湖北的“文章”。想当年，湖北的金龙泉啤酒还挤身入中国4大名牌啤酒时，某次我为自家的小粮食加工厂到公安县黄山头镇采购原料，该镇正处两省边界，站于该镇的一条小路中心线，便“一脚跨两省”了，其时一车金龙泉啤酒从湖北这边跨线进入湖南境内，好家伙，没跑出20米，一帮子人手执棍棒围上来，立时砸得噼里啪啦、稀里花啦，坚决不让湖北酒进湖南。湖北省与上海市为出租车“打仗”，上海市也没少出重拳；

 

　　如既然只有房产税主动权在地方，便以种种手段玩命地拉高楼价；

 

　　如为了成为生产集中地，为了也能抢外地的税，或仅仅为了保住本地的税源，不惜“杀敌一千，自伤八百”，罔顾地方环境、可持续发展，罔顾劳动者权益，以自残式税费优待搞重复建设、打招商大战等，并非尽如某些评论所说出于简单的GDP崇拜，而更因为税制不合理，导致了收税权逐渐不与公共服务挂钩，而渐渐单纯地与GDP挂钩有关。不改税制，则公平不立、乱政不息。极端一点说，不合理税制前提下，一应公务人员，不仅在公务活动中，便是在私人活动中，不尽量使用本地产品，也近似对本地的背判，根本不够资格做地方公务员。

 

　　个人无意为地方保护行为张目，而力图概述其行为本源，以免在一个落水者滑入水中时，不扔过去一根绳子拖他爬起来，却指责其为了自己的生存乱抓乱扯太盲目，破坏了岸边的生态。

 

　　改税制的另一好处，还如专家所说，能“保持公民的纳税荣誉感”。采用消费型征税模式，税率、税款会明明白白写在每一张购物清单上，提醒每个消费者为这个国家的纳税人，责任感会伴随着荣誉感而生，要求监督公权，维护各自权益，实现整个社会运行的公平正义，类似公安县的行政开支过大会成众矢之的。也免得一些人误己误人，盲目宣传只有交了个人所得税的人才是纳税人，其他人就不算。当然不是的，个税不过是小税种，是税费体系的组成部分之一，不纳个税不等于说不是纳税人，税费无处不在，任何一个现代社会公民，几乎没有可能不为纳税人。纳了税，还有凭证在手，无论北京、上海、广州、深圳，劳动者再因为户籍原因受歧视，享受不到一体化的基本的社会福利待遇，大家就一起去市政府排队，要求其退税好了，既然不提供一体化的公共服务，就没资格收税，不能光拿钱不做事。于是乎，困绕大中国的户籍、公共服务缺失难题，很快就能解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