借用龙应台的比喻，现在有一个6岁大的孩子站在我们面前，我们，是否有勇气告诉他说：我们从事着与传媒有关的事业；我们，是否会在发现他专注于我们的报道与评论时，赶紧将他拉到一边，害怕报道与评论会不利于他的成长、会造成他思维方式与处世观念的扭曲？

　　我们在报道的时候，是否曾刻意地隐瞒事实真相？这样的隐瞒，是因为不可抗拒的压力，还是仅仅因为，出于主动拔高、上纲上线的需要，出于我们已经形成了的隐瞒的惯性？我们在评论的时候，尽管未必不是将写字当做了谋生的唯一手段，尽管我们的观念千差万别，尽管未必能畅所欲言，但我们至少应该尽可能地做到：坚决不说自己就认为荒谬、违背了自己良知的话，但我们，做到了吗？

　　刘吉桂事件又慢慢在向着丑闻变化，本来是正常得不能再正常的事，一辆大巴车在漫天风雪中出了车祸，44名司乘人员得到农民刘吉桂三兄弟的救助，尔后，司乘人员们也支付了相对并不菲薄的报酬，然而，正常事件最后变得不正常了，因为媒体需要一个典型，而刘吉桂，神使鬼差般的成为目标。如腾讯网的一篇评论所说，媒体按照某种既定的“扭曲的道德观”裁剪了此事，要将刘吉桂塑造成圣人、不惜倾家荡产去免费救助遭遇车祸的司乘人员的圣人，为此，其他人必须被塑造成小人、“受人涌泉大恩，而滴水不报一毛不拔”的小人。http://view.news.qq.com/a/20080403/000001.htm

　　我无意就刘吉桂本人行为的恰当与否展开讨论，也没法展开讨论，因为事件过程并没有被真实还原在我们眼前，或许永远也不会还原了，我想强调的只是，如果媒体彼时需要的不是一个刺激捐赠的“正面典型”，而正好相反，那么，采取同样的手段或隐瞒或夸张其它细节，刘吉桂，也完全可能被塑造成趁人之危、利令智昏的“反面典型”。

　　事件发展至此，重要的已经不再是刘吉桂的具体行为恰当与否、是否需要感恩，而是有关媒体与媒体从业者是否刻意隐瞒了事实真相、进行了别有用心的扭曲式的塑造。

　　不要以为这样的任意塑造多么有威力，实际上，就在这样的任意塑造中，塑造者早已经失去了公信力，无论说好说坏，兴许能偶然的一助谈兴，但最后剩下的，却永远是一片空白，越来越少有人当真。真正留在人们记忆中的，只是有关媒体与从业者的虚伪、丑陋和可笑。很多年前，就有人一本正经地说：某个著名新闻节目要反着看。

　　相关报道似乎最早见于湖南卫视的募捐晚会，我无法想像，当初湖南卫视的编导人员怎样说服了刘吉桂与44名司乘人员共同隐瞒事实真相将刘吉桂塑造成圣人，我能够想像得到的是，彼时彼刻，原本很可能存在于44名司乘人员心底的真诚感激应该就完全淡化了。这一家电视台的公信力，应该顿时在他们心底坍塌。他们不会再相信这家媒体，甚至不会再相信任何一家媒体，他们还会将这种不信任传递给身边的人。我不能想像的是，亲自参与扭曲、塑造的编导竟然能坚持着在节目现场不呕吐。我不敢想像的是，其它媒体及其从业者以怎样的心态继续传播、放大着此事，处在这个圈子里，本应抱有“怀疑一切”的精神，本该有更强的鉴别能力，是否真的没有发现塑造痕迹到了完全不合乎人之常情的地步。远在救助并非免费大白于天下之前，就有网友在论坛上质疑，报道中说以妇女儿童为主的44名司乘人员4天3夜吃了160多公斤大米，人均一天近1公斤，相关数据不可能是真实的。

　　是的，这件事，也许要彻底拉上帷幕了，不太可能有严谨的调查、严厉的叱责、严肃的追究，因为这样“合乎时宜”的塑造与扭曲，实在是“在政治上太正确了”，也不大可能有那天晚上的捐赠者愤怒地要求索回自己的捐赠款。日子会一天天地过，类似的塑造还会一次又一次被揭穿，媒体，以及媒体从业者的公信力与职业尊严在大面积大面积的坍塌，直到有一天，变得臭名昭著、无人问津；直到有一天，当我们面对一个6岁的孩子时，不得不红着脸说自己真的没有从事着与传媒有关的事业，会在发现他专注于我们的报道与评论时，赶紧将他拉到一边。

　　也许，终究能看到参与此事、牵涉此事者的一声轻描淡写、“王顾左右而言它”式的道歉，但有什么用呢，真正的歉意，不发自于口，而藏在于心，参与此事者、牵涉其事者，以及所有，所有从事着与传媒有关的事业的人都应该真诚地反思、严格地自律：我们从事着的这个职业，与生俱来以报道事实真相为己任，我们职业的尊严，我们人格的尊严，全部依赖于对事实真相的探寻、探讨而存在。我们可能做不了什么，但我们一定不能做什么。一旦我们习惯于为了某种目的而刻意隐瞒事实真相，习惯于面对这样的行为熟视无睹、处之泰然，我们职业的良知，我们个人的良知，就一起被剥去了底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