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刚得到一个不幸的消息：我在昆明的一个好兄弟、作家余地自杀身亡。

　　余地是个才三十多岁的青年作家，来自湖北，自由职业者，真名余新进。曾经在报社做记者，后来因心高气傲、不愿为五斗米摧眉折腰，辞职在家专事写作。大约在三个多月前，刚刚得了一对双胞胎；也大约在这对龙凤胎出生后，余地得知自己的妻子身体状况极度不好……生活的严酷就是这样超乎一个作家的想象，以至于，作家本人也被它击倒了。他用菜刀横向脖子，毅然决然，去留肝胆两昆仑，将人间生死恩怨一刀两断。一点机会也不留给抢救的医生和自己的亲人。

　　先是女诗人海惠打电话来告知噩耗，我不相信，以为人家是在说梦话，或者，这是在梦里接到的一个电话，梦一醒了，什么事儿都过去了。然后庆幸这是一场梦。但是愣了会儿神，发现这假期不假，身边的朋友不假，屋外的天空不假。又打电话问另一个兄弟雷杰龙，小雷与我是同仁，曾经多次编发过余地的稿子，两人也是同龄人，平常很谈得来。他在电话那边哽咽着说，眼下正在余地家楼下，一大群惺惺相惜的作家朋友。余地的父亲已经从武汉赶过来了。我问小雷，为什么？小雷说，谁也不知道为什么。我曾经跟余地说起过，这个世界上任何人都可能会自杀，唯独余地不会。因为他平常是个多么快乐、开朗的家伙啊！

　　似乎没有听到过文坛上的谁谁说过余地的什么不是。这个从湖北来到云南打拼的小伙子长得眉清目秀、聪颖豁达，皮肤白皙，一看就是外地人。尽管官方的文坛对余地这样的外来者关照不多，但年轻一辈的写作者都在说余地的小说写得不错。几年前我在办刊物时，曾经编发过他的一个短篇，现在已经有些想不起这篇作品具体的细节了。依稀记得当时的感受是，是个聪明的家伙干的活儿，云南这样的写作者不多。　　

　　记得是一月前，我在昆明短期逗留。在一个傍晚忽然接到余地的电话，要约我出去喝酒，说好久没有见面了，哥几个想找我喝一杯。由于我第二天就要去香格里拉，就说等我回来再说吧。哥们要腾空肚子、积蓄力量，去藏区好和那些康巴兄弟们喝，我们还有的是时间。似乎余地在电话那边哈哈笑着说，范大哥你别只有你的康巴弟兄，忘了我们也在想你啊。那一时刻，有谁想得到这个快乐的、到处找人喝酒的作家兄弟离生命的结束只有一个多月的时间了呢？我们现在已经生死两重天，再没有时间和机会了……

　　我还忽然想起：这不是我第一次婉拒和余地喝酒。大约是去年春节前，也是余地打电话约饭局。但是……唉！

　　去年上半年，在云南文坛上一些幕后黑手的精心策划下，我身陷莫名官司，昆明的一些媒体唯恐天下不乱，将这场没有文学常识的官司极尽渲染之能事。余地那时在《生活新报》，坚持只作客观报道，不炒作不渲染。在那个时候，我感到整个昆明只有余地这样一个好兄弟。

　　我忘了是在什么场合下知道余地不干记者专事在家写作了。当时还对他说这样也好，先闲一闲，过点安静日子，也许能憋出点东西。再说你是双胞胎的爸爸，家里也有你忙的。真羡慕你，要好好恭喜你啊！其实之前我曾经从其他朋友处隐约得知，余地在报社个性太强。我就知道，要坏事。不过我又想，他是个有才华的作家，到哪儿都可以做事的。不在乎一家报社啦。说实话，我从来没有为余地的工作担心，就像我从来不会担心余地写不出好小说一样。尽管我知道，余地现在的名气还不算大，他的作品也的确还要磨砺，还要经历岁月和苦难的打磨――但是，决不是死亡的打磨！

　　在众多的写作者中，余地只是一个平凡、敬业的作家，生前尚看不出他有非凡旷世的才华和写出惊世骇俗的作品，但这并不重要。重要的是，他给我们以热情、聪明、机灵、乐观、执著的印象。他敢于放弃在报社较为优厚的条件，敢于忍受写作的寂寞，这就令人敬佩了。命运对这样一个平凡普通的写作者，太不公平了！

　　有一年在福建参加一个文学会议，作家陈希我语惊四座，大谈作家的自杀问题，他谈到了日本作家三岛由纪夫，谈到了作家的自杀和作品的永恒。我们当时是在一种很轻松的氛围中谈轮作家的自杀，有人认为中国文学之所以没有希望，是因为还没有一个中国作家自杀。现在，我是以沉重的心情来写一个作家刚刚完成的自杀。我发现：这非常不好玩。我仍然不能理解作家自杀这个问题。谁自杀了，都跟中国文学的希望没有关系。只跟他的亲人有关，跟他自己有关。在一个失去的鲜活生命面前，文学的希望算个屁。

　　余地自杀了，我不知道他因为什么而自杀。他的那对双胞胎怎么办？我妻子和女儿都认识余地。她们在哀痛惋惜之余说：“他太不负责了嘛？”我现在不想追究什么责任，也不想追问究竟为什么了。我只想知道的是：当余地用菜刀切断自己的动脉时，他到底在想什么？

　　我自横刀向天笑，去留肝胆两昆仑？

　　呜呼，我们也许永远读不懂余地。

　　其实，对每一个自杀者，我们都读不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