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去电视台当嘉宾，脑子会坏掉。

想当年，法西斯拷问反法西斯就是把好几千兆的灯泡照在脸上，逼着他们说实话，据说再坚强的反法西斯战士，给大灯泡照了三，五个小时之后，也很难接着编故事给法西斯听了，做嘉宾就跟被拷问差不多，五十多个大灯泡，全照你脸上，你得坚持满脸堆笑地装孙子说假话，还不许带脏字。就算拷问你的都是客客气气的美女帅哥，但是高温下你脑子照样被烤成糨糊的。最近发现我有点糊涂了，估计就是嘉宾当多了。

就说那个星期吧，我当了两回嘉宾，第一回是在计生委的摄影棚里面给北京电视台财经频道一个叫名人堂的节目，估计师跟上海财经频道波士堂叫板的。我当天肚子疼，有点想逃，但是想想都答应人家了，吃了两片散力疼，还是去了。进了化妆间，看见马艳丽，她脸色极不好看，苍白，人懒洋洋地半躺在沙发里，“晃姐，你今天多说点吧，我身体不舒服。”我顿时有被审判之前两个难友的感觉。

做嘉宾的一大任务是等，等化妆师，等观众，等现场，等主持人，这次节目也不例外。我站在后台一个声音巨大的喷雾器旁边等着主持人叫我名字，突然看见在一大堆杂物中间有一块道具牌子，上面只写着：“预防爱滋病方法（二）”几个字，我就想，安全套肯定是（一），这（二）是什么？怎么想也想不起来，真是脑子出问题了。正琢磨着，主持人叫我名字了，然后烟雾器“砰！砰！”两声喷出来一堆白烟，我立刻看不见台阶，一只脚差点踩空，趔趄着就算上场了。节目里说了什么我记不得了，博客长，博客短，但是事情都过去几天了，我还在琢磨“预防爱滋病方法（二）”到底是什么。

第二次是去了中央九作英文节目，说的还是博客长，博客短，而我只记得化妆间的抽屉里面至少有二十多盒MAC的粉底，还有几十块专业的粉扑，桌子上还有七八瓶Bobbi Brown,我当时想，还是央视有钱，化妆品都是一流的，记得有一次我在上海文化宫做节目，等了一个多钟头以后，化妆师右手缠着纱布终于出现了，“对不起哦，洪小姐，”他说。“我被公共汽车门夹了一下。”然后他用他的大拇指和小指头拿起一只小商品市场买的眼线笔，冲着我眼睛颤悠地就过来了，但是央视的卫生间真是最糟糕的，百米外就可以闻到，和化妆间的MAC不太般配。

看出来了吧，我的脑子已经被烤坏了，做节目的前后我已经语无伦次，胡思乱想了。倒是有个想法，与其说当这么多嘉宾还不如自己主持，弄个节目，把“预防爱滋病方法（二）”之类的问题搞搞清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