呕吐作为生理反应，其发生的病理条件无法道明，不过日常经验可以确定的是，非美好的事物、环境（包括声音）往往是根本诱因，但偶然的反向事实又常常模糊了这一判断。某天我参观某豪宅，设计是我偏好的那种“去设计化”，单品用具也均是上等货色，正当我转身离去时，忽然发现大厅中的钢琴架上放在一盆鲜花，颜色鲜艳而饱满，不免引我抽身前瞻。塑料花引发呕吐想必也并非我的特异功能，此等“中国式美好”实在消化不得，西方人的生活中塑料花从来没有位置，因为它们不是用来欺骗自己的情感的，更不用说要公开麻痹访客的眼神了。

   塑料花以其廉价的美好而得以在中国存活，它的影响力如果仅仅限于装饰功能也便罢了，它委实构成了一种伪文化，一种泡沫化的想象，一种缺乏诚意而充满功利的价值观。现代人的荒诞生活场景在此基础上羽化而成。

   北京“798艺术区”正弥漫着值得警惕的塑料花的气味，事关浪漫与想象的一切事务皆争先恐后地与这个招牌发生肉身关系。今年，北京国际时装节无法免俗地将部分秀场开到这里。当观众们过节般地涌入“梁子时装发布会”并将掌声毫不吝啬地献给这位低调、平和的女设计师的时候，一般本可以圆满起来。那天我与友人们群情激动看完“梁子时装发布会”后去了一家咖啡馆，里面人头攒动，锦衣华服；窗外大小明星、模特们昂然走过，游人或观众们在充满符号和标签的画廊里盲流般逡巡，如同烦躁不安地翻阅着每天的日报；寒暄、拥抱成为街头上时髦的行为，文明似乎重归故里；海报语言一律放大了那些不确定的承诺，艺术成为小数点后面的省略号。

   当画廊渐入寒冬而咖啡馆与餐厅兴致勃勃的时候，“798”的真正功能就开始悬空——塑料花，成为它不自觉存在的方式。“艺术中任何有趣的事物就在开头发生，一旦错过起始，你已身在终结”，英国艺术史家约翰••伯格曾悲伤地如此评说。“798”的价值本该在于那些探索着的画家以及他们的作品，正如鲜花的价值在于其鲜活的生命力。

   荒诞的自然并非“798”本身，正如北京的另一个时尚阵地——星光天地不应受到诟病，尽管它也在被塑料花的气息所包围。人们何以热衷于塑料花？外表斑斓夺目，价格低廉，维护费等于零。塑料花的购买者深知观者对它本能上的讨厌，但若维持一个特定的距离，观者就不容易发生其中的差距，进而可以享受等值于鲜花的美好感受，这种自欺与欺人的心理正绽放在一场不绝的奢侈品的仿造浪潮中。

    塑料花不独是中国制造的，也不独专供中国人消费。事实上，19世纪中期的法国早就出现过类似遭际。凡勃伦在其《有闲阶级论》中做了入骨三分的描述：“普通产品由于符合大多数人的经济能力，所以在消费时分不出档次。”人们通过炫耀式消费表明拥有的特定的社会地位，购买品牌甚或仿制品就可以直接彰显这一点。从经济学的意义上讲，塑料花或仿制品显然是最经济的，而且塑料花的消费远比鲜花容易上瘾（成本与收益比较），年深日久，人们对鲜花的淡薄会改写鲜花对于审美的意义，博弈论的说法是“劣币驱逐良币”，塑料花所可能产生的任何美好（现在它被集束成一个极度蛊惑人心的语汇——中国式美好）都是在根本上反动的，不但应该彻底丢掉，简直连动它的念头都不该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