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从你申请了hotmail帐户之后，你的信箱里不时就会收到你通讯录上的朋友的交友请求。刚开始我以为自己是个香饽饽，别人争着邀请我入盟。后来有人问我，“瘦马，你现在怎么也热衷于交友啊？”我恍然醒悟，通讯软件强奸了我的意愿甚至不打招呼在外面扮演我的社会角色。
   我对交友软件一直没有概念，而且固执地认为，每个人的社交圈子并不是由技术所决定的。不过，借助Google搜索“交友软件”的关键词，我发现有5,370,000项的查询结果。这一发现客观上表明，中国人开始认识到社会身份作为标签的意义了，同时，社交经济严重滞后于其他行为经济（如汽车经济、网络经济）。
   计划经济时代，人们的圈子基本由同事、家庭成员（海外亲戚不在此列）构成，那时社交仅仅作为政治家权力交换的平台，普通人根本无法领略社交的纯粹性。
   到了商品经济时代，随着舞厅、部分海外旅游地、电影的开放，人们似乎在一夜之间发现陌生感其实一直在戕杀他们生命中的激情。甚至有些人借助性的开放而扩大了自己的交际圈。方刚在《中国多性伙伴个案考察》一书中谈及社会控制与多性伙伴行为之间关系时说，“转型社会中，个人的自由迁移、都市的现代化、观念开放的小环境，都促成了社会控制与个人交换的丧失及解体。”
   按邓巴说法，人类生来就适合与大约150人保持密切的人际关系。群居灵长目动物的基本守则也要求人类应该多多培养有益的朋友，不过，中国的社会文化中家庭的意义从来就重于其他关系，这也使得中国式的社交具有先天性的营养不足。资源匮乏、社会分工升级、技术进步等等导致了就业机会出现明显的金子塔结构。社交圈子中原来占据绝对份额的家庭文化遭到同事文化的强烈挑衅，传统家庭的居住模式被打破，同在一座城市中两代人分居的局面不再新鲜，
   下班不急着回家而奔向夜店的同事都在为塑造强有力的同事关系（包括上下级关系）而努力着。“八分钟约会”的兴起源于同事文化在社交资源上日渐枯竭的现实以及网络所展示的新型社交模式的丰富性与无限可能性。
   当微软推出了社会性网络服务Wallop，社交圈子成为可以通过手指运动而制造出来的社会关系。不过，说实在的，Wallop界面再清新，我仍然无法获得线下社交中的眼神与语言交流的愉悦。再说，网络上的陌生人远比一个派对中的陌生人更不可靠。
   谁在决定我们的交际圈子？
   显然不是你有趣的网名，也并非你已经拥有的“朋友”的数量，而是你的社会身份、你掌握的资源、你的住宅、你的那些显赫的朋友、你给慈善委员会的捐款、你是否购买了私人游艇，在你不在为财富而忧心忡忡的前提下，你交友的态度则在根本上决定你的社交圈子。
   去年我应朋友之邀去参加京城俱乐部的会员活动。按通常的规则，非会员不得参加。那真是一个令我尴尬的夜晚，我端着酒杯转了三圈只碰到了两个朋友，而他们也并非会员，从他们充满惊恐与兴奋的眼神中，我读懂了圈子的意义：“限制”，“不分享”。在蒙特卡罗赌场里的一间巨大的VIP房子里，我匆匆瞥到了四个手夹雪茄的绅士在悄然无声地玩着流行美国的Texas Holdem。
   相信他们从不关心微软是否还在为优化Wallop的功能而扩大投资。交友软件在他们看来是十足的扯淡。至多，那不过是送给穷人的乌托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