根据另一份日方文献《昭和十六年度外务警察概况》记载，这支正式名称为“在日中华抗战立国团”的地下组织被破获后，曾有成员述称于七七事变之后“激于义愤”，在了解到某日本政府大员前来视察消息时，与同学设法于关西地区寻机破坏其铁路道岔转向功能，造成其列车相撞倾覆事件。

日方记载似乎确有其事。1937年7月29日夜二时三十分，从东京发车的“特急富士号”列车于冈山车站莫名其妙被另一辆列车追尾，原因不明。“特急富士号”尾部加挂的“要员展望车”被撞毁，只是由于停车时专车人员均已下车没有造成伤亡，而追尾的“广岛23号”列车车内人员死伤甚多。

不过，由于供述的所谓同谋同学据称已回国无法调查，基于事故分析日警方上层认定这是一起铁路设施技术故障造成的事故，地下组织成员的供述是为了扩大影响。即便真有此事，也属个人行为。实际上，尽管该组织的武装破坏行动不但有技术上的准备，而且已经通过对日方军事和资源设施的调查做出了实施攻击的计划书。但是，直到被破获，该组织并没有真正在日本本土发起大规模的袭击行动。

实际上，根据历史记载，曾有多个中国地下组织试图在日本发起袭击。例如，中共党史记载，1938年，中共曾设法在日本重建抗战前被破坏的东京支部（主要负责人汪叔子，东北讲武堂出身），也曾试图建立一支称为“别动队”的武装力量，下设执行刺杀任务的铁血青年团和执行破坏任务的袭击破坏队。其暗杀目标包括广田弘毅，板垣征四郎，荒木贞夫，米内光政等，也包括在日的伪满要员；其破坏目标为日本的军工厂，京滨工业中心地带。

但是，这些袭击大多停留在纸面上，原因何在呢？

推测其原因大致有三，第一，这些中国地下组织的主要成员均为在日留学生，而1937年芦沟桥事变后大部分中国留学生回国，在日学生不过数百人，伪满建立后，也不过增加到三千人。因为人数较少，所以在日的中国留学生会受到日方特别的监控，而且由于周围日本人的警惕不易开展袭击行动；第二，由于中日之间的地理原因，在日的中国地下组织无从得到实施武装袭击的装备和武器装备，只能立足于自力更生。这恐怕是“重庆谋略团”专门设立研究小组的原因，但即便技术上可以实现，要想得到足够发起一次爆破所需的炸药，也不是实验室里可以轻易产生的；第三，考虑到这些地下组织在情报和宣传方面有更高的价值，若直接实施武装行动，易于被对方破获而丧失在敌内地的重要情报源，其上级部门不鼓励其进行袭击，爆破等行动。

这些地下组织在情报，宣传等方面的确做出了较大成果。且继续看《写真周报》中对于中国地下组织的描述 –

“该组织以制作散发宣传品和无线电系统为主要宣传手段，多次发起行动。昭和十五年（1940年）十二月下旬，商林森指挥在横滨地区，针对留日满洲国学生较多的地区和华侨居住区制作‘反满抗日贺年卡’达数千张之多，并全部切实秘密送达发放对象手中。而昭和十六年十二月月底，他们又大量制作抗日传单，准备散发而未成。

此外，昭和十六年一月左右，由该组织负责情报的参谋陈钟乔为首，与另一名成员李国仁组成无线电班，他们主要致力于情报用无线电设备的制作，其设计的长短波无线电接收机，广播用高性能电台都是堪称优秀的无线电通信装置，而且都成功地制作完成了。只用这些设备，他们不但和重庆建立了情报通道，接收重庆方面各种指令，而且巧妙地建立了针对在日华人和满洲国人的地下电台，向他们传播抗日思想。

尽管他们实施活动甚多，且有进一步的计划，但在我XX部门的积极侦破之下，上述人员终于全部被破获逮捕。“
从1941年年底这一地下组织试图发放抗日传单，已经印刷但没有来得及实施来看，该组织的破获时间应就在1941年12月中。

那么，这个地下组织是隶属于我国哪个谍报部门的呢？既然日方提供的资料表明该组织属于“重庆”系统，第一个可疑的目标，便是当时曾十分活跃的军统特工。

[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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