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位退休的老警官曾经破案无数，有一回谈起几个案件，有人评价说关键是案犯不懂法，老人家摇头，说他们不懂法？中国人里头最懂法的就是他们。

“现在他们找我回去办案我都推了。跟我们那会儿不一样了，你找一个刑满释放的问点儿事，三句话还没说完呢，他掏出手机来开始投诉你了。你说，我们还怎么干？”说到这儿苦笑一声，“一开始设投诉的时候，一般老百姓都不懂，投诉我们的全是这帮带案底儿的。”

这句话让我哑然，因为想起来当年看的《神探亨特》和《警察故事》，投诉亨特麦考尔乃至成龙的，几乎都不是好人，让人恨不得把他们一个扫堂腿踢到银幕外边去。

不止一个北京警察跟我说：“我们警察是弱势群体”。

笔者认识的这几位警察，都是尽忠职守，有功于民的好警察。

而且，我认识的这几位警察里面，虽然承认投诉和监管让警察不好干，但没一个反对这种制度存在的。

这可真是件奇怪的事儿了，明明监管这样的事情束缚警察手脚，弄得好警察很不舒服，怎么这样的制度还越来越严格呢？-- 而且，这种东西不但在中国有，在外国也一样，有的地方更严厉。

很简单，警察属于专政和权力机关，一个社会越进步，对这种机构和人员的监察会更严格。有这种监督，会让好的警察难免缚手缚脚，但没有这种监督，警察里面的坏人会没有畏惧，更让老百姓害怕 – 权力机关如果做起坏事来，威力可不是一般犯罪分子可比的。尽管监督会影响办案效率，但大多数国家在追求长治久安的时候，还是大多咬着牙根推进这种监督。

尽管有好警察会受到委屈，尽管一些罪犯可能因此逍遥法外，但对权力的限制和监视，永远是老百姓最不应被剥夺的权力。

以日本为例，警宪权力最大，能力也最强的时代，是在战争期间，天皇陛下的警察属螃蟹的，想监视谁就监视谁，想审讯谁就审讯谁，没人敢说个不字，破案率也高得很。所以，战争期间日本的治安一直不坏，几乎达到夜不闭户的水平。与此同时，特高课更是闻名遐迩，连小林多喜二这样的世界级作家也可以被拉到权力部门活活打死，谁又能怎么样？

反而是战后，日本最初组建的警察队连枪都没有，工作也主要转向服务，受限较多，破案率一直不如期待的高。例如，前面追踪本山的警察，要是能跟成龙那样开车，未必追不上他，但现实不是拍电影，结果只能眼睁睁看他跑掉。最后，警察却被骂得一塌糊涂。

这影响了警察的士气，有些加入这一队伍的年轻人抱的是伸张正义的决心，却发现现实中拘束多多，难免灰心丧气 – 又要防贼一样防警察，又要警察多破案，破不了就开骂，警察也是人，要没想法才怪呢。

依然有一些警察坚持着自己的理念，他们能成功吗？

吉展的案件，说来多少给这些认为自己是正义使者的警察们当头一棒。

但，这也是一起让日本的警察们得以重拾信心的一案。

1963年，居住在东京台东区一名叫做村越吉展的4岁儿童在家门前的公园里被绑架者掳去，随后遭勒索五十万日元（当时一名大学毕业生月薪两万日元）。村越家选择了报警。接到报警后，警方十分重视，东京警视厅由搜查一课（相当于我国北京市公安局刑侦二处）组建了专案组（日本叫搜查本部），警视总监原东兵卫亲自坐镇，集中精锐力量，在村越家设伏，力求抓住案犯，打一个漂亮仗。

之所以有这样的想法，是因为几年来绑架儿童案件每年都在增加 – 一切向钱看的社会，造成绑架案，特别是比较容易奏效的儿童绑架案不断出现。1960年雅树被绑架时，当年的儿童绑架案共计36件，而1963年吉展被绑架时，这一年的儿童绑架案达到106起。这些案件警方破获不多，急求杀一儆百。
那么，为何这些案件并没有发生像雅树的案件那样得到社会百姓的“人肉搜索”呢？

原因意味深长 – 六十年代前期，正是日本贫富分化日益严重的时期，“仇富”情绪严重，被绑架勒索的不是富豪就是权贵家，并不容易获得社会的同情。

吉展案更是如此，因为村越家是开房地产公司的 – 虽然村越本人并无劣迹，但在经济大发展时期，无论哪个国家，几乎没有房地产商不被人恨的。

以至于每次和绑架犯通电话，村越家都要小心地确认对方身份，结果让绑匪怀疑其已经报警，此后行动日益诡异。其实，原因是当时不断有因村越家有钱而幸灾乐祸的人打进电话来，或冒充绑匪，或说些无聊的话，让监视的警察和孩子的父母都极为烦恼，不得不出此下策。

因为吸取雅树案的教训，警方和新闻界缔结了协定，不得公开破案进程，案件发生后媒体上一片空白。责备警方不作为的舆论却因此铺天盖地，让警察们变得焦躁。

以当时的技术，利用通话反侦察对方的位置并不困难，但日本电信公司因为电话服务合同中的条款，拒绝与警方合作，使专案组徒呼奈何。

在这种糟糕的气氛中，和犯人的交易仍然小心地进行。案犯4月7日突然提出，让村越夫人带赎金立即到离家五百米的一家汽车行停车场，放置在那里有吉展靴子的一台汽车顶上，然后迅速离开。

一队警察走小路先朝当地包抄，村越家的一名亲戚开车送村越夫人前去交易。就在他们即将出发，指挥行动的铃木部长忽然发现计算错误，汽车到达时，包抄的警察只怕还不能到位。仓促间，他跳出门外，朝汽车挥手，要其等待。

没有受过警方训练的司机把他的手势错当成了“发车”，大错就此铸成。

警察比汽车晚了两分钟到达，随后监视一个半小时，却无人前来。再去检查，放置在包裹中的钱已经不翼而飞。

犯人就躲藏在交易地点那辆汽车旁边的车辆中，在警察到达前已经将钱取走了。有一名跑来监控的警察还和他擦肩而过，但因为这个警察忙着赶去监控，虽有一丝怀疑还是没有去盘问，甚至没有记住他的相貌。

钱付出了 – 为了不激怒案犯，警方否决了放置假钞的主意，但孩子没有回来。

几天的时间，警察徒劳地等待着，一心希望案犯送还孩子后，再将其抓获。

一切按照警方安排的村越夫妇已经歇斯底里。

六天后，原东兵卫警视厅长，在电视上发表了一次谁也没想到的讲话，他说道：“我们当警察的，恨的是你的罪，不是你的人，犯人先生，无论如何，无论什么条件，把吉展放回来，一切都好商量。拜托了。”

说完话，威严的东京警视厅长，不顾颜面地对着看不见的犯人，鞠了一躬。

[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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