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战后的日本是一个可以让人从穷光蛋迅速变成富翁的时代，反之亦然]
   
“请注意，在检查前不要碰我的遗体，按照法律规定立即联系京桥警察署，检查后按照法律程序进行解剖。我的死因是服毒，所服毒物为氢氰酸，事后请将我的尸体烧掉，骨灰作为肥料卖予农家”。

这段冷静的文字并非来自小说，而是一名叫做山崎晃嗣的日本大学生在1949年留下的遗言，他甚至在这份遗嘱的署名处写道：“我于晚11点48分55秒服毒，写于晚11点49分”。这样一份异常冷静的遗言的主人究竟是何许人也呢？

山崎晃嗣是日本战后的一名风云人物，也曾是很多年轻人的偶像。

日本战后社会异常贫困，许多家庭需要住在废旧电车或者水泥管中。但是就在这种情况下，这个叫做山崎晃嗣的日本学生却能够一跃而起，虽然他自杀的时候依然还没有毕业，但是已经在和同伴经营一家名叫“光俱乐部”的半地下融资公司。这家公司在当时已经拥有资本金600万日元，这在今天大约相当于6亿人民币的水平。一个只有25岁的大学生，如何能够在短短的几年中从全无基础发展到这样高的境界，又为何走向自杀之路呢？我们也许会为此去看一看山崎的人生。

所谓东京大学，在日本相当于中国的清华大学的水平，在学期间，山崎晃司的20门课中竟然有17门获得优，这是在当时日本社会中被认为不可思议的现象。这名日本头等最高学府的高材生，风流倜傥、相貌英俊，按照日本的惯例，如果他毕业之后可以进入日本的法务省或者大银行，获得灿烂的前途。可是这个山崎晃司却没有沿着这条坦荡大路一直走下去，而是在就学期间就拉了几名学生朋友，在东京的中野开了一家金融公司，叫做“光俱乐部”。

最初人们认为这几个学生只是小打小闹，没想到在山崎晃嗣的经营之下，这家公司竟然在短短的几个月之中就获得了大量的集资，据统计，他们共集到了1，000万日元，在当时属于巨额融资财产。此后，他将公司从中野搬入了相当于北京王府井的日本东京银座，在那里开办了新的办公室，而在这个新的办公室中，他的公司仅仅三个月其营业额就突破了5，000万日元，相当于今天5亿人民币以上的营业额。其公司在破产前夕拥有股东400人，工作人员30人。
这样一位学生怎样能够一跃成为大公司的总裁呢？其实说起来山崎晃嗣所做的确有其独到之处，他所做的和我们所熟悉的，曾经风靡一时的非法集资颇为相似，他以13%的高利从民间集资，再以更高的利息贷给需款的公司。同时，由于他最初的成功，也吸引其他投资者不断向其提供资金，以获得高额的利润，这样他就可以用此后获得的集资来还前期集资所需的利息，而使公司不断滚动增大。当然，这种工作、这种经营模式必须要求其获得不断的新的资金，这也成为山崎公司经营中的软肋。几个月之后，山崎晃司因为涉嫌金融犯罪，被警察署审查，尽管判其取保候审开释，但是其信誉受到打击，于是新的资金不能够进入“光俱乐部”的资金链，使公司整个经营状况出现危机。在山崎晃嗣看来这并不是一个不能解决的问题，他试图通过改变公司名称重新开始逃过追债者的打击，但是由于事机不密，这一招最终失败。

1949年11月，该公司已经欠债3，000万日元，但只有300万日元可以偿还。无计可施的山崎晃嗣最终在偿还期限到期这天，在自己的办公室喝氢氰酸自杀，留在办公室桌上的遗书里还写到“契约是约束人与人之间关系的，不适用于死人这种物体，所以我只有死”。
在日本战后如山崎晃司这样突然发财又突然暴跌的事件并不在少数，反映了当时日本社会转型期社会变化的一个侧面。山崎晃嗣的独特之处是有着理直气壮的冷酷，用中国人说法，此人是一个标准的厚黑学信奉者。

如果追究山崎晃嗣的心理路程，我们会看到更多的东西。

1949年正是日本战败后不久，此时伴随着一系列的社会变革，日本人的价值观发生了极大的变化，而且对于幸福的追求也逐渐变得与以前不同。日本的传统观念认为，老老实实做人、踏踏实实工作是走向成功的唯一之路，但是山崎晃司在战争中曾经被日本陆军作为学生兵征入军队担任会计，在担任会计期间他卷入了一起贪污案。按照传统，为了保护上司的荣誉和地位，他一个人揽下了所有罪名受到处罚。结果当他出狱之后，却发现上司早已背信弃义，使他一无所得。

从此山崎晃嗣对于道德和正义就不再相信，而他自己认为，自己确有比别人不同之处，这点不同之处就是自己具有天才的头脑，和与别人完全不同的冷静抑或冷酷心理。山崎晃司自己曾经写过条幅，称“我是天才、我是超人”。当然，这种天才和超人的观念并非从天而降，如前所述，他的确达到了在20门功课中17门得优的令人吃惊的成绩，但是更令人吃惊的是，当我们找到山崎晃司留下的文件时发现，他在自己的每一天活动计划中，都把时间按照分钟来进行分配，所以他每一天的生活就像一台机器一样，其中包括学习的时间是从几点几分到几点几分，睡眠的时间是从几点几分到几点几分，甚至包括交女友的时间也是从几点几分到几点几分，乃至于与情人上床性交的时间也要按照分钟来计算！
[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