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4年人大会后，国务院批准基金委设立杰出青年科学基金。当时，有人建议命名为“总理基金”或者“李鹏基金”，最终的结果仍命名为“国家杰出青年科学基金”。第一年的评审并没有与基金委的其它项目同步进行，记得工材学部第一次答辩会在清华大学召开。基金委总共资助了包括白春礼、陈竺在内的50名青年科学家，李鹏在中南海接见了首届获资助者，并合影留念。当时的最终评审是由各学部的评委代表向委务会汇报确定的。

    1995年基金委为了完善杰青评审，成立了以朱光亚先生为组长、李恒德先生为副组长的终审组。学部评审会上出现了一个令人不解的事件。一位身为人大代表的答辩者，也许是忙于为民解忧，没有准备幻灯片。按学部惯例，在答辩前一天晚上，学部召开全体答辩者碰头会，告知答辩的规定（如：讲演和回答问题时间，不准与评委“串联”等等），并由各学科对所在学科的答辩者进行“减压”工作和给予如何答辩的提示。那位代表在会后才用透明片上匆忙做了了几张投影用幻灯片，在第二天的学部答辩会上不少评委对其态度颇有看法，但初审还是通过了。

    在那年的终审会上，改为由每个学部派一名工作人员介绍学部的答辩者的情况，为此，留下了两个深刻印象。一是有评委认为陈竺夫人与丈夫的研究领域一样，不应该给资助，另一件就是我的博文“搅局”中介绍的故事。根据记忆，陈竺夫人终审通过了，那位人大代表被差额评选下去了。

    1996年学部初审选出比分配名额多两名的候选人，并需要在终审会上再次答辩。由于“院士病”上的故事，排名倒数第一的候选人把倒数第三的挤下来了。而那位代 表又一次申请，尽管当年他身体不好，但有充分准备初审和终审都没遇到问题。

不知是不是归纳了前三年出现的问题，自1997年起就不再采取原来终审会的办法，而是由学部领导向委务会汇报，通过后把拟资助的名单公布于众，征求各界的意见。此法一直延续至今。

    1997年学部评审会上的问题是有人只作了“科普介绍”，没有“夸自己”，另外，介老师与评委发生了“学术争论”的问题，而没有通过初审。

1998年评审会上出现有答辩者透明片太多，又想把它们都展示了，以致评委提出“根本没看清幻灯片上是什么”的问题。

    结合几年中发现的问题，自1999年开始，我们学科在学部确定答辩人名单后，就用电子邮件把学科想到的问题向本学科的答辩人建议，包括要突出重点，不要面面俱到，讲演声音要大一点，不要与评委在学术问题上发生争论等等。特别指出幻灯片的制作建议，一直到到2004年都基本那样要求的。因04年退休了就没参加当年的杰青答辩会。虽不知道委内其他学科是否有类似的做法，但我们这样做至少比到答辩会开始前一天晚上再提示效果要好一点吧。

    1999年答辩会上对杨锐的鼓励，学科四名候选人都获得了资助。

为什么提出这一点，因为从1994-1999年的6年中，本学科除了1994年首届杰青，本学科占了学部8名受资助者中的2名，此后几年中获资助的至少3名，最多5名，在学部中所占比重似乎有点高。

    2000年在学部推荐候选人的平衡工作中，出现“择优推荐”还是“末位淘汰”的思路的“博弈”。也许是学科保护主义作祟，于是，就出现某些学科被推荐人选的同行评议的综合数据差的可以参加答辩，而有的学科综合数据好的反而没“资格”参加答辩，这就是我的博文“杰青憾事（二）”中的故事。对于这个问题的合理性，就和凭论文确定谁受杰青资助一样，并不是容易解决的。如果凭论文和获奖，工程领域很多学科根本无法与材料学科的学者相比，45周岁以下有多少人能主持大工程项目？而小的工程问题又缺少竞争力。出于考虑学科发展，对于工程领域的人才也应该支持，因此，这个矛盾确实很纠结。就像凭论文比较一样，我曾对一些从事化学工作的专家说，你们拿一个试管，搅拌搅拌就是一篇论文，搞工程的可就没有那么简容易。

    2000年评审会上出现的问题印象中就是如何自我评价导师和自己的贡献问题。

    2001年开始工材学部的杰青评审会上，材料与工程分成两个评审会组答辩。在材料组的评审中就出现了“韩信点兵”和“杰青憾事（三）”的故事。由于1995年终审会上的事件，这次我是忍了。但2003年的创新群体评审会上再也不该忍了（详见“搅局”）。

     2002年材料组的故事已在“口才”和“综合因素”介绍，这里就不重复了。然而，最大的新闻应该是教育部某领导参与的创新群体申请得了一个“鸭蛋”——0票同意资助。

    2003年工程组发生了那位澳大利亚教授的“讲科普”的故事。接受了失误的教训，2004年他获得了“海外青年联合基金”的资助。